我的父亲生于1944（甲申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卒于2024年农历七月十一日，享年八十岁。兄弟六人，排行老三，一米七五的大块头，黝黑的皮肤，刚强暴躁的性格，一生奔波劳碌，爱打不平，却有吴姓人天生的勤劳和智慧，一辈子经历了颇多风雨，给世人留下了较佳的口碑，他人缘极好，倍受后人尊敬。

      父亲儿时读了三年书，在那个极度贫穷的年代，一个小脚母亲抚养六个儿子，还让他们或多或少都读了几年书，已经算是非常难得了！父亲成年后因为读了几年书，识得一些字，被招进县邮电局石嘴邮电所工作，从1959年干到1962年，那个时候叫“亦工亦农”，就是发几块钱的工资，生产队还记点工分的那种。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自动放弃了邮局工作，回到了生产队务农。

       我的父亲是个聪明的人，他对牛马有着深的了解，一生与牛马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只要看一眼牛马的大小胖瘦就能心算出它的重量，看一眼它的牙齿就能推算出它的岁数，而且他还能治疗牛马的各种疑难杂症，算得上半个兽医。

      父亲是一个不甘平庸的人，他不甘在生产队朝九晚五，起早贪黑的田间地头劳作，便干起了“拖板车”的营生，就是驾着马车往返于县供销社和公社供销社，搬运一些社员所需的各种物资。每个月给生产队交一定数量的钱，生产队会计便按正常同等劳力给他记工分。情况好的时候还略有节余来补贴家用。同时他还负责给生产队倒换耕牛，就是把生产队年老体衰的牛贩到山里，换一些膘肥体壮的牛回来。但“文化大革命”期间，动不动就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像这样的倒换耕牛就会被定义为“投机倒把”，一九七六年父亲被定为“投机倒把分子”，抓到刘家场看守所进行劳动改造，这一关就是半年多，奶奶和母亲去看过一次，从早上开始走到天黑，才走到看守所。脚上打了无数个血泡。人被关了，连同他辛辛苦苦置办的两匹马和一驾马车也给没收了。记得那年我还不到十岁，母亲拖着我们兄妹三人艰难度日！寄居在别人的一间偏屋里，过着月月超支，望粮兴叹的日子。

        一九七七年父亲劳动改造结束放回来之后，他还是舍不得他的牛马，重操旧业，继续干起了老本行，记得我在十三岁那年，跟他驾着马车去过两次“划子嘴”，也就是现在的松滋城区，那个时候叫“划子嘴”，那个时候我对外面的世界还一无所知，跟着一起去，一是好奇好玩，二是跟着去了可以赖点好吃的，有时候父亲给买个肉包子，有时候也会买两个“油香”，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吃，因为从来没有吃到那么好吃的东西。父亲买给我，可他从不吃一口。那个年代里那就是一种奢侈！回来后我在玩伴中要炫耀好几天。

        一九八二年分田到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和五叔家一起凑凑合合的盖了几间瓦房，我们兄妹三也成长起来了，我哥在我父亲多方求人帮忙下进了民办教师队伍，我也在八三年底应征入伍参军，妹妹也长成了大姑娘，一家人的日子总算见到了曙光。

       分田到户后，就不需要再集体干活，人们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父亲的一技之长又有了用武之地，他可以放开手脚干了，他开牲畜交易所，走南闯北贩运牛马，回来在镇上开了一家“宰坊”，母亲陪着他经营，随着年事已高，在我们子女的强烈要求下才停歇下来。他和母亲也小有积蓄，但他仍不肯放手颐养天年，每年还要养几头牛，给我堰塘里养养鱼，就这样一年一年守着我们的老家，和母亲相依为命，偶尔骑着摩托车去寻亲访友，生活倒也有滋有味。

       父亲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在外的儿孙们给他打电话了，他说天天都盼着孩子们给他打电话，他也经常主动打电话给我们，总是担心我们过得好不好！逢年过节是他最忙的时候，他和母亲总是准备了充足的好菜，还给几个重孙准备烟火爆竹。牵着重孙们的手，笑的合不拢嘴！看得出他是多么的高兴！

        父亲本来无任何疾病，但天有不测风云，一个意外，他睡到了高危病房，当我赶到时，哭喊着他时，他听得到，但已经不能言语，眼角流出了不舍的泪水！经历了四天的磨难后，于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一日，他等到了所有的兄弟和儿孙们，才久久的闭上了双眼！

        父亲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是身经磨难的一生，虽说不上功成名就，但他留下了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勤劳，正直，在困境中站起，对子女的责任感，对朋友的肝胆相照，等等等等！

       今年是父亲走后的第一个清明，对父亲的养育之恩更加深刻铭心！对父亲的怀念之情更加浓烈！儿女们无以为报，唯有寄钱烧香跪拜！愿父亲在天堂安好！

          图文：吴丙忠

          编发：吴晓婉

          审稿：吴小艾

          审核：吴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