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商末周初的太伯，以其三让天下而被孔子誉为“至德”，对其称名用字现代以来颇为分歧，“太”与“泰”混用现象普遍，导致了对其称名本字的误读误用。从文献典籍、学人著述、字义理据、文字演变诸方面考证分析，足以说明太伯称名中，本字应是“太”而非“泰”。所以理应遵循语言文字规律，规范用字。

       关键词： 太伯称名用字 研究考辨

       商朝晚期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太伯，以其三让天下而被孔子誉为“至德”，留下了亘古佳话。千百年来，记载其史实的书籍或文章汗牛充栋，遍布于寰内。但当代以来对其人其名，“太”“泰”混用现象俯拾即是，甚至为其建立的一些纪念地，“太伯”与“泰伯”随意运用，令人无所适从。佐以文献探究这一问题，追根溯源求其滥觞，其实太伯之名用字是有规范和定论的，理应遵循语言文字规律，慎重对待，规范用字。

       一、文献典籍有记载

       翻查古代典籍和留存文献，作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的《史记》，其中卷三十一即为《吴太伯世家》，而非《吴泰伯世家》，且居世家第一。该世家洋洋5000言，详细记载了太伯奔吴后的所作所为。而《史记》已被公认为千百年来研究古代史实的权威性典籍。

       再证之于其它典籍，亦是荦荦大端，权举数例：

       1、“帝作邦作对，自大(太)伯王季。”(《诗经·大雅·皇矣》)

       2、“季历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适越，终身不反(返)，弟仲雍从之，故季历为嗣以及昌。”(《古本竹书纪年》)

       3、“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太伯，不亦可乎?”(《左传·闵公元年》)

       4、“无得其欲，太子远死，且有令名，为吴太伯，不亦可乎?”(《国语·晋语》)

       5、“吴之前君太伯者，后稷之苗裔也。……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吴越春秋·吴太伯传第一》)

       6、“昔太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太王薨，太伯还，王季辟主。太伯再让，王季不听。三让，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权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为主之义也。是谓祭祀不可，非谓柩当葬，身不送也。”(《论衡·四讳篇》东汉王充著)

       7、“昔者吴之先君太伯，周之世，武王封太伯于吴，到夫差计二十六世，……”(汉袁康《越绝书》卷第二，《四部丛刊》影印明双柏堂本)

       8、“吴筑城梅里平墟，其宅基、古井犹存，鸿山梅里，皆有太伯庙。”(《舆地志》南北朝末期顾野王编)

       9、“殷道既衰，周大王亶父兴歧梁之地，长子大(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圣子昌，大王欲传国矣。大伯、仲雍辞行采药，遂奔荆蛮。”(《汉书·地理志第八下》)

       10、“建宁王诚贤，然广平冢嗣，有君人量，岂使为吴太伯乎?”(《新唐书列传第六十四·李泌传》)

       11、“太伯冢在吴县北五十里，无锡县界西梅里鸿山上，去太伯所居城十里。”(《括地志》)

       12、“是故以微子而代封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资治通鉴·周记·威烈王》)

       13、“大王何以预知其有圣孙，而大(太)伯又将让之于谁乎?”(《丰镐考信录》清崔述)

       遴选的这些资料，多以最早的版本和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典籍为准。虽然一些书籍中将“太伯”记为“大伯”，但由于古代“大”“太”相通，凡资料中以“大伯”称呼“太伯”者，只要有后来人注释的都将“大”注为“太”，未见有注为“泰”字者。特别是东汉赵晔编撰的《吴越春秋》，是一部专门记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史事为主的史学著作，列有《吴太伯传》，而非吴泰伯传。崔述的《考信录》更是一部公认的辨证古书真伪的专著，学者评价其书“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传注”，“精密地调查上古、唐虞、三代、孔孟的事实。”(那珂通世《考信录解题》)而《考信录》较早的影印版本均用“太伯”。

       二、学人著述有佐证

       近世以来，记载西周历史和太伯事迹的学人著述以及文章举不胜举，其严谨者若通史类著述，颇具权威性者若考古界及国学大家的研究专著和文章，涉及周太王长子名字时，多称以“太伯”。

       (一)通史类著作。现代以降，研究中国通史的学者大腕云集，著述颇丰。从1902年江楚书局出版的由柳诒徵编著的我国第一部历史教科书《历代史略》算起，到2012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由蔡美彪主编的《中华史纲》为止，在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内，海内外出版的比较有影响的通史类著作达40余部。史学类著作一般都是史学大家所著，有些是专业团队所为，不少历时数年或者数十年始编撰而成，专业性强，选材考证严谨，可信度较高。这些通史类著作在先周史实的撰写中言及古公亶父长子，都称为“太伯”，也没看到在“太”字后加注“泰”字的现象。

       1、历史学家夏曾佑编著的《中国古代史》(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2014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第一编第一章中“周之自出”节中载：“太王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生子昌，……”

       2、近现代史学家钱穆著《国史大纲》(194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74年台湾修订再版，1991年6月大陆商务印书馆第一版)第一编第三章 封建帝国创兴(西周兴亡)中载：“如太王舍太伯、虞仲而立王季，为第一次立贤。”

       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1941年于延安油印，1948年再版，2000年12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再版，2010年12月商务印书馆又再版)第一编第三章中载：“太王生三个儿子：太伯、虞仲(即仲雍)、季历。季历生子昌，古公爱昌，希望昌能够早日得到继承，太伯、虞仲就因此逃往长江下游(春秋时吴国，即虞仲后裔)，让季历继承周国。”

       4、白寿彝《中国通史》(全书12卷22册，1989年至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第三卷第三节“周王国和国内各族关系”中说：“《史记·吴太伯世家》记有周族太王之子太伯、仲雍逃奔荆蛮建立吴国的传说。……”

       5、张岱年、季羡林等任名誉主编，由史仲文、胡晓林任主编的《中国全史》(1994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卷“西周政治”部分中载：“太王死后，幼子季历即位。季历的两位兄长太伯、仲雍知道太王有意让季历之子昌继位，因此离开周原，以避让季历。”这里要提及的是，该书是建国以来我国最大的一部史书，计100卷、20巨册。编写中涉及58个院校、科研和出版单位，参与的教授、研究员215名，历时17年工程才告竣。

       6、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1979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再版)第三章第一节中国封建领主制社会中载：“《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逃奔荆蛮，建立吴国的传说，这个传说反映出早在殷末，周人已经到达了长江下游，……”

       7、晁福林、宁欣主编的《中国古代史》(1998年3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上下册)第二章第四节“西周”部分中载：“周族迁徙到周原以后，公亶父的长子太伯仍留居豳地，后来到晋南地区建立了虞国，尽量保持周族在晋境的影响;其次子虞仲到岐山西北地区开拓新的势力范围;公亶父和其第三子季历居周原，作为周族势力的根基。”

       8、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历史》(2001年7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先秦卷第二编第一章第四节“华夏族及其与四夷的关系”部分中载：“吴国始祖太伯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他奔吴而从越族之俗，与越族融合为一，成为百越中文明发展较快的方国。”该书是迄今为止内容最全、下限最近的大学中国通史教材，先秦卷的主编是刘宝才、钱逊、周苏平。

       (二)专著、汇编和志书类书籍。这类书籍相关篇章中，凡涉及先周史料的大多对古公亶父长子以“太伯”书写之;用“泰伯”之名书写者，只是个别书籍中的现象;还有少量的书籍相关篇章中“太伯”、“泰伯”混用，显得很不严谨。对于第一种情况，试举几例：

       1、尹盛平所著《周原文化与西周文明》(2005年4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归于李学勤、范毓周主编的《早期中国文明》丛书。该书无论是标题，还是正文，均用“太伯”。尹盛平在相关章节中亦写道：“笔者探讨吴太伯奔荆蛮问题多年，先后发表了《西周的弓鱼国与太伯、仲雍奔荆蛮》《关于仲雍奔荆蛮问题》，……。今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太伯、仲雍奔荆蛮问题作进一步阐述。”

       2、臧知非、沈华、高婷婷著的《周秦汉魏——吴地社会发展研究》(2007年12月群言出版社出版)，列入由王卫平、王国平主编的《苏南历史与社会丛书》。该书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即为“太伯奔吴的心理分析”，绪论中亦写道：“吴地，因为太伯奔吴而纳入史家的视野，也因为太伯奔吴而步入文明时代的大门。”

       3、陕西省考古研究员研究员、商周研究部部长张天恩著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专家学术研究丛书·周秦文化研究论集》(2009年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中，收有《试论太王传位季历的目的和意义》一文，全文10次提到太王长子之名，均用“太伯”两字，亦未对“太”字予以夹注。

       4、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家王明珂所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2006年4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3年11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本)，被誉为震撼海峡两岸学界的经典著作，该书第九章为“边缘人群华夏化历程：吴太伯的故事”，全书亦用“太”字。

       5、高次若、刘明科所著《宝鸡珍宝大劫案》于2009年在《宝鸡日报》连载连载33期，该文中亦有如此的记载：“因为古代吴、虞、夨通用，吴字省去口字又是夨，因此有学者认为夨国就是吴国。这又把太伯奔吴和夨的历史联系了起来。”“……商末周初，太伯这一支周王室族人来到了这里。……”

       6、《陕西省志·人物志》(1990年三秦出版社出版)“古公亶父”条下：“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虞仲(仲雍)，三子季历。季历生姬昌(即文王)。”《岐山县志·大事记》(1992年8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商祖甲二十八年，古公亶父病危，长子太伯、次子仲雍知古公欲立季历，二人遂奔避江南。”均用“太”字。

       (三)论文类。翻检现代、特别是当代以来研究先周和西周时期史实的资料类文章以及论文，用“太伯”之名者比比皆是。如顾颉刚《太伯至荆蛮为周人经营南土之始》、邹立昌《古吴钩稽——兼释太伯奔吴与<天问>“南岳是上”》(《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徐兴海《<史记>所记吴太伯及寓含的意义》(《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王岳群《太伯仲雍奔荆蛮地望考》(《东南文化》2003年第3期)、任晓峰《太伯仲雍事迹述说》(《柳州师专学报》2007年第22卷第2期)、高强《浅议“太伯奔吴”》(《宝鸡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等。

       三、字义理据有讲究

       汉字字义内涵丰富，在详察细辨中才能领略其真谛。所以陈寅恪先生主张做学问要从“识字”起步。所谓“识字”，就是诂其本意，训其衍义。其于1936年致沈兼士手书中曾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国学大师王国维在《观堂书札(与罗振玉先生论学手札)》中亦说：“考释古文字以阙疑为第一要诀”，“以阙疑为进步第一关键。”因此，对人名用字要分析其字义内涵，纳入理据研究的范畴，使隐藏于语言符号和语言使用背后的理据本质得以显现，从而对语言更有解释力，对厘清正误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是“太”还是“泰”，从字义内涵和理据层面予以分析，也可看出端倪，作出判断。

       首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并多次再版的《辞源》和《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对“太”、“泰”以及“大”字的字义解释，浏览且稍加琢磨，就会其义自明。唯“太”字义项中“对高一辈人的尊称”与太伯称名有关。古人名字用字是有严格的讲究的，如果在这里暂不考虑这三个字的通假因素，从上述每个字的本义和引申义来看，结合太伯身世情况，在当代太伯之名用“太”字，含有对高一辈人的尊称之义，是符合其本义的。而“泰”在当代并无此意。

       其次，不少专著和典籍中对此也言之凿凿。司马光编撰的年经事纬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中有《周纪·威烈王》部分涉及太伯相关内容，后人在校注时钩沉拨要，训诂其义，指出：“……是故以微子而代封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注：……太伯，吴立国之君。范甯曰：太者，善大之称;伯者，长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范甯是东晋经学家、大儒，他是在解《论语》时写下这番言论的，其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韦昭注《国语》：“‘太伯让季历，远适吴越，后武王追封为吴伯，故曰吴太伯。’这里的伯和太也是具有尊称和辈分含义的。”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曰：“太者，尊大之称。”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陕西省语言学会和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员王琪亦在《上古汉语称谓研究·绪论》(2008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中提出：“‘大、太’本是一对古今字，二者在表示辈分和敬称时可通用……。如用‘太’表示辈分的词有‘太后、太夫人、太姬’等，中心语表示其身份，‘太’是表示晚辈对隔辈长者的称呼所加的修饰语。再者，‘太、大’皆可用于敬称。如‘太祖’原作‘大祖’，指家族中始封爵位的祖先。……”在这里，王琪亦认为“太”是尊称。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张觉历数年之功而翻译出版的《吴越春秋全译》(1995年3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被列入《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他在对吴越春秋卷一的注释中说：“武王‘追谥古公为太王，追封太伯于吴，’ 则‘太’字当为武王给太伯追加的尊号”。浙江省嘉善县政协曾对当地吴姓流变遗址遗迹及现状做过实地考察调研，形成的《吴镇诞生地调查报告》，在《嘉善文史》2011年第1期刊载，其中提出“吴家老祖宗是太伯公。”文中说：“吴家老祖宗是太伯公。史家认为创立勾吴国的吴太伯，便是吴姓的开山祖师，各地吴姓在修家譜时，大多将吴太伯立为第一世祖。”另外，宝鸡石鼓园所建的“太伯奔吴”雕像处，配有勒之于石的解释词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生有三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古公认为季历之子姬昌有兴业之才，欲传位于季历，再由季历传位给姬昌。为成全父意和避免同室操戈，太伯、仲雍俩兄弟以采药为名，出奔于吴。古公去世，太伯同二兄弟回岐邑奔丧。三弟和众臣要他继位，太伯执意不从，谦让季历继承王位。季历继位不久遭商纣王杀害，太伯又回岐奔丧，群臣再次请他继位，在他的毅然坚持下，王位传于姬昌。子曰，‘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太伯三让天下的崇高品德为历世所敬仰。其行为也正是舍利取义的集中表现。”这两例用字也是对上述论述的佐证，特别是石鼓园的解释词中将应用的孔子《论语》原文中的“泰”字改用“太”字，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随意而为，而是在对字义内涵精准把握基础上选择的。

       四、文字演变明端详

       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形、音、义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汉字都有自己形体演变的历史、字音演变的规律，字义衍生的复杂情况。从古至今，虽然汉字的基本性质没有变，但其形体、读音和意义都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以至于当代人还要将古汉语作为一门课程来学习。而“大”“太”“泰”这三字之间就存在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互相之间有一个依存和发展演进的过程。

       翻检古文献，再佐之于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可以看出商代甲骨文里已经有了“大”字，比如“丙午，王卜：大延。”(《合集》23667)“…祖丁大久，王其延父甲。大吉。”(《合集》27363)西周时期在其甲骨文、金文里，“大”基本同于殷商时，但如果细细比较，可以发现西周时期程度副词“大”有所发展，即由表示程度深，逐渐引申出过甚的意思，因此在语言中又出现了新的程度副词“太”。但这时的程度副词“太”是用“大”来纪录的。如西周晚期毛公鼎“大纵不静”中的“大”字就当读为“太”，“大纵不静”即“太放纵则不静”的意思。《诗经·大雅·皇矣》中的“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中的“大”亦当读为“太”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叶玉英在《论程度副词“太”出现的时代及其与“太”“大”“泰”的关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5月)一文中就曾指出：“从传世典籍来看，战国时期始有程度副词‘太’，同时‘太’字已用来记录程度副词‘太’。然而，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出土简帛资料表明：在字与词的关系上，程度副词‘太’和记录它的‘太’字出现的时代并不一致。西周时期虽然已有程度副词‘太’，表示程度过甚。但这种用法是从程度副词‘大’表程度深引申而来的。在东汉中期以前，程度副词‘太’在出土文献资料中多作‘大’，或假借‘泰’为之。程度副词‘太’写作‘太’是在‘大’‘太’二字分化之后，时间不会早于魏晋。典籍中‘泰’作程度副词属假借现象，即‘大’‘太’假借‘泰’为之。”《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在“太”字词条下也注为“太、泰、大三个字在古代常常通用。”《汉典》在“太”字词条下亦说：“太，古作大，也作泰。在古汉文里，大、太、泰三字，是常常通用的。”

       由此得知，起码在魏晋以前，大、太、泰互相通用，“泰”是“太”的假借字，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现象逐步减少，字义分化，“太”“泰”已不能通用了。古音通假是古代汉语书面语言里同音或者音近字的通用和假借。古人在记录语言里的某一个“词”的时候，往往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书写，有时写成这个样子，有时写成那个样子。两个字形体不同，意义不同，只是由于声音相同或相近，古人就用甲字来代替乙字。例如早晨的“早”本该写成“早”，但是《孟子·离娄下》：“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中却写成“蚤”，当时“早”“蚤”二字通用，“蚤”字也只是因为它和“早”声音相同，被假借为“早”，借用了“早”的意义。如果清楚了这一点，那么，在阅读古典籍的时候，一会儿是“大”，一会儿是“太”，甚至一会儿是“泰”，我们就会清楚那是古汉语在演变过程中，所出现的通假现象造成的。我们对古人在《史记》中将周太王长子写成“太伯”，而在《论语》中写成“泰伯”也就不难理解了，当时“太”“泰”是可以通用的。也许正是由于古代汉语造成的这种现象，导致今人在著书立说时，不加分辨，“太伯”“泰伯”混用，乱象丛生，使人不忍卒读。

       但也有一些资料注意到了太、泰在古代的通假情况，在应用资料时表述准确和严谨，如《世界吴氏总谱·世系名录》中介绍道：“始祖讳太伯，又泰伯(古泰通太)”;《吴氏始祖·吴太伯网》在首页介绍道：孔子在《论语》中说，“太伯(古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矣。”这里明确地说在古代称泰伯，是符合文字演变事实的。

       综上所述，对“太伯”的称名用字，按字的今义和文字演变的实际，可以说“太”字实是正字，“泰”只是假借字，是一定时代文字现象的反映。这和《史记·夏本纪第二》“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中“畔”通“叛”一样，古代“畔”“叛”相通，但今天“叛变”不可以写成“畔变”是一个道理。《2015年陕西高考·全程备考》(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指出：“要留意通假字，……在(古汉语)默写中，若把句中通假字写成本字，也属于误写，是不能得分的。”那么，在今天我们将通假字当本字来写，也是不准确的。因此，著书立说成文时，涉及周太王长子名字用字，应该用“太伯”而非“泰伯”，最多也只能说是古代亦写为“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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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尹盛平：《周原文化与西周文明》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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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于少特：《周文化丛书·三公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年10月第1版

       9、王力：《古代汉语》(上册·第二分册) 中华书局 1979年出版

       10、王琪：《上古汉语称谓研究》 中华书局 2008年2月出版

       11、张觉：《吴越春秋全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1版

       12、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人物志》 三秦出版社 1996年第1版

       13、岐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岐山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2年第1版

       14、高次若 刘明科：《宝鸡珍宝大劫案》 《宝鸡日报》2009年连载

       15、《辞源》(修订本) 商务印书馆 1998年7月出版

       16、叶玉英：《论程度副词〔太〕出现的时代及其与“太”“大”“泰”的关系》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2009年5月第2期

       17、政协浙江省嘉善县委员会：《吴镇诞生地调查报告》 《嘉善文史》 2011年第1期

       18、高强：《浅议“太伯奔吴”》 《宝鸡社会科学》 2005年第4期

       19、徐兴海：《<史记>所记吴太伯及寓含的意义》 《江南大学学报》 2002年第4期

       20、任晓峰：《太伯、仲雍事迹述说》 《柳州师专学报》 第22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