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闽北十余县均有吴氏族人，人口总量洋洋大观，留名史册者则屈指可数，如建州浦城县的吴待问、吴育、吴充、吴安诗、吴骏、吴道，建安和瓯宁县的吴棫、吴栻、吴激、吴申、吴袐、吴师服，崇安县的吴玠、吴璘、吴评、吴逵、吴楫、吴必明，建阳县的吴居仁、吴翌，松溪县的吴执中，政和县的吴球等；南剑州剑浦县的吴辅、吴仪、吴熙、吴方庆；邵武军邵武县的吴处厚、吴英、吴寿昌、吴点等人。诸人可称精英，其中既有宰辅兄弟吴育吴充，也有吴氏双璧吴仪吴熙，还有抗金双雄吴玠吴璘，当然也有真廉吏吴居仁以及享誉儒林的吴棫。

 这些人，或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或为破落地主家庭和农民的子弟。他们幼年生活贫困，在求学、当官、抗击侵略中，呈现出较高的政治、文化素质，最终成为高官、名将、宿儒，成为社会精英。这些人入仕之前按照儒家思想致知、格物，都以治国平天下为抱负。本文收集两宋三百年间闽北吴氏英才之资料，探究其复杂的精神世界，以此作为吴氏子孙积极进取的借鉴。

 一、读书与成才

 自从孔夫子有教无类的构想成为现实，读圣贤书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顺势而起的科举考试，为挖掘人才提供了最佳的途径，又反过来大大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学校之设，本为教天下之人为忠为孝也。南宋时期的建阳县“旧时此中赴试时，只是四五千人，今多一倍。”[1]（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09，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93页。）可见宋代读书人不在少数，但“诸州或五六百人解送一人”，能获得成功者，不易也。

 1、勤耕苦读：许许多多的人夜以继日读书，无不明白读书可以改变个人的命运，也可以改变家族的命运。吴充勤奋好学，刻苦读书。吴辅少孤，力学自奋。（《南平县志·列传》）吴点好学，少以文见称于黄履，赴金陵从王安石修经，学问益进。吴耿通《六经》大义，为司马光所重。吴翌（1129—1177）十八岁游学衡山，师事名儒胡宏，闻其论学以明理修身为要，遂弃科举之学，后来与张栻、朱熹交好，往来论学。吴英、吴寿昌、吴浩祖孙三代皆好学，先后从学于理学家朱熹之门下，问难不已，受用不已。[2]（陈国代《朱子学关涉人物裒辑》，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588页）

 2、参与举业：宋代举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大多数读书人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径，通过个人努力，参与公平竞争，获得进阶门径。吴待问之子吴育（1004—1058）于仁宗天圣二年（1024）【或说五年】中进士甲科，景祐元年（1034）举贤良方正。吴辅于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吴充（1021—1082）于仁宗宝元元年（1038）进士高第，神宗时枢密使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吴申于仁宗皇祐元年（1049）进士，累官国子监说书。吴袐与吴申同科进士，官终同安太守。吴处厚于仁宗皇祐五年（1053）进士。吴栻于神宗熙宁六年（1073）进士，累官知开封府，迁工、户二部侍郎。徽宗朝历知苏州、陈州、河中、成都府。除兵部侍郎，再知成都，改知郓州中山府。宋徽宗称其清谨循良。吴骏于神宗元丰八年（1085）进士，官终永州通判。吴棫于徽宗政和八年（1118）进士。绍兴间除太常丞，以忤秦桧，出为泉州通判。吴方庆、吴逵，皆为徽宗宣和三年（1121）进士。朝廷选士用人，目光多投向进士出身者，大凡读书人通过严格的解试、省试、殿试的三级考试，从数十万计者当中脱颖而出，这些佼佼者意味着文化层次较高、政治抱负更大，因此进士出身者较其他人更有机会进入社会的管理层，更容易实现理想与抱负。如《宋史》卷一记载：吴育经过多年磨砺，于庆历五年正月丙戌拜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四月庚戌任参知政事。六年八月癸酉为枢密副使，至次年三月乙未罢为给事中归班。

 3、博学施教：南剑州人吴辅之子吴仪（？—1107），笃志强学，博取六经百代之书，尤深于《诗》、《易》，皆有成就。晚年玩心于象数音律之学，自成一家，在剑浦城东藏春峡筑室教授学生，理学家罗从彦曾师事之。其淡于荣利，渔钓橘溪上，超然自适，人莫窥其际。徽宗崇宁五年，诏求天下遗逸，郡守举于朝，敦迫就道，授将仕郎、大晟府审验音律，人们尊称其审律先生。明代凌迪知在《万姓统谱》中说：吴熙博学隐居，其与从兄吴仪之学行受陈瓘尊重而言于郡守，被延至州学讲经。宋儒李侗说吴方庆好学，博涉经史，尤深于《诗》《书》。知松溪县，修崇学校，举掖才士。（《李延平先生文集》卷1）吴楫乡试不第，退居闭门读书，与朱熹往复讲明性理之学，开展儒释之辩。朱熹曾遣子师事之。（明·朱衡《道南源委》卷2）

 4、文苑增辉：著述是读书人的重要活动，是一种劳动创造，其著作也是心血的结晶。如吴袐有《周易神通》、《扬子法言注》。吴处厚有《青箱杂记》。吴栻有《论语十说》、《鸡林记》及《蜀道纪行诗》、《庵峰集》。吴棫有《字学补韵》、《书裨传》、《论语指掌》等，“近世考订训释之学，唯吴才老洪庆善为善”，^{[p] 3279}其《韵补》最受朱熹喜爱而征用之。

 二、入仕与作为

 宋朝通过科举考试、荫补子弟、推举隐士等途径选用人才。选中之人，委以官职。任官者通过人事管理制度规定的品行、政绩考核，可以获得提升。官员品德高尚，学识丰富，为政有绩，经同级、上级官员荐举，可以减少磨堪，越级升迁，调任符合特长的工作或较高职务。因此，一些人从县级小官做起，数十年后成为高级官员，光宗耀祖，多数人在各自岗位上留下深深的印迹，流芳史册。

 1、廉政爱民：吴育历知临安、诸暨、襄城三县，为政便民。知开封府，严赏功明不欺。庆历七年罢为给事中归班，出知许州，徙蔡州，设伍保法，以检制盗贼。后来判西京留司御史台，民讼久不决，为辨曲直，判书状尾使决之。有“出知数州府，所至作条教，简疏易行而不可犯”之说。吴充熙宁间为安抚使，河北发生水灾、地震，抚慰一方。吴必明用荫入官，调侯官县丞，有豪贵占民田，讼久不决，必明判归原主，又却馈金，以廉闻。后通判汀州，未赴而叶侬、范汝为起事，必明竭家财集民兵，防护乡井。（《万姓统谱》卷10）吴居仁（1126—1206）以恩补官，历古田县尉、攸县丞、融州节度推官。其居官奉法，能明断曲直，监司推为州县模式，被一代儒宗朱熹称为真廉吏。（宋·黄榦《勉斋集》卷38）

 吴逵中进士，调永福尉，以获海盗功改知泰宁县，知顺昌，为官有法度，说“不敢作旬假。一日假，则积下一日事，到底自家用做，转添得繁剧，则多粗率不子细，岂不害事！”移判南剑州，曾作《南剑天柱滩记》曰：“事无大小，为之必成；害无大小，除之必去”以见其志。擢知肇庆、濠州、庐州，寻为本路宪，“崇安宰上世与之有契，在邑恣行，无所不至。有诉于吴，其罪甚众。只谓其上世有恩于我，我今居官，终不成以法相绳，遂宽释讼者遣之。斯人益肆其暴虐，邑民皆无所告诉。看来固当不忘上世之恩，若以私恩一向废法，又如何当官！”（《朱子语类》卷112）吴逵虽是个资质好底人，一时间却于恩义上不分明。

 2、勇于担当：读圣贤书者知道，大抵世事须是出来担当。吴充任集贤殿校理、判吏部南曹时，为欧阳修辩诬，使得欧阳修复留。吴辅任道州推官时，会传有寇至，郡僚欲毁桥守城，辅称桥南皆其民而持不可，闻者壮其言，民心乃安，寇卒不至。[3]（宋·杨时《龟山集》卷25(四库本)）吴师服历知蒙州，侬智高犯境，师服籍帑储而藏之，独佩州印以守，（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氏族典》卷78）保护公共财产。吴栻之子吴激（1090—1142），能与国家共休戚，患难相为。北宋末为燕山安抚司勾当公事。燕山陷，与吕颐浩等展转归宋，复出使金营被留。于国难关头随徽钦车驾往上京，共赴靖康之难，倍受煎熬。

 3、犯言直谏：吴育在政期间，遇事敢言。吴充入为国子监直讲、吴王宫教授，见等辈多与宗室狎，作《六箴》以献仁宗。仁宗付宗正，命缮写赐皇族。英宗在藩邸，则书之坐右以自戒。（《宋史》卷3《本纪》第13）以故每以朝服见教授，曰：“师也，敢弗为礼？”吴申担任睦亲宅都讲时，上书英宗，将原先宗室座序以爵自宾主、讲官位席设于东隅的规定，改变为讲官授学于正席，（清·厉鹗《宋诗纪事补遗》卷12）体现尊师重教的思想。吴球参加建炎三年（1129）廷试，首言用相非人，至太学生陈东以直谏诛，恐他日有指鹿为马者。又言高宗无规恢宏略。（《万姓统谱》卷10）吴棫为人刚直，敢于反对秦桧和议卖国。能辨别是非，敢言曲折，心系江山社稷。

 4、保家卫国：吴玠（1093—1139）以良家子弟从军，与父多论兵，钻研兵法，善于骑射，屡建战功。南宋初与弟弟吴璘戮力协心，据险抗金，保全蜀地。吴璘（1102—1167）少好骑射，从父兄征战，积功至阁门宣赞舍人。绍兴初与玠于和尚原、仙人关大败金军，迁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知秦州。绍兴十年，节制陕西诸军，于扶风勇挫金兵，次年收复秦州及陕右诸郡。绍兴末，为四川宣抚使，完颜亮败盟南侵，璘以老病督师转战汉中，收复秦凤、熙河、永兴三路所辖十六州军。隆兴和议，朝廷急诏班师，新复诸地旋尽为金人所占。吴璘守蜀二十余年，威名仅次于吴玠。拜太傅，封新安郡王。[4]（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上集》卷14）吴挺（1138—1193）十七岁随父吴璘从军任中郎将，长期在军中参与抗金活动，在收复秦州战役中立功，擢熙河经略安抚使。攻取巩州，授团练使。瓦亭之战，打败金军，升郢州防卫使。后任鄂州都统制、兴州都统制兼定江节度使，继玠、璘为蜀帅，能礼贤下士，拊循将士，备边有方，民称“惠政将军”，深为孝宗、光宗所重。[5]（张撝之等《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5页）朱熹说：“蜀远朝廷万有余里。择帅须用严毅、素有威名、足以畏压人心，则喜乱之徒不敢作矣。”（《朱子语类》卷110，第2711页）又说：“蜀中今年煞死了系名色人，如胡子远吴挺，都是有气骨底。吴是得力边将。”（《朱子语类》卷132，第3181页）深为朝廷“得力边将”英年早逝而惋惜！

 三、反思与启迪

 宋代社会复杂多变，社会精英倍受考验。这与宋朝没有能力象汉唐统一大中华版图有关，与宋代官吏管理制度有关。当然，人生有变数，或贫或达，或毁或誉，关键是个人的道德修为。

 1、存养正气：吴道从陈襄学，随至河阳。“古灵嘉其志节，谓能修身治性，不为事物之惑，使为河阳学舍都讲，遂游太学。以进士为叶县尉。古灵尝荐之韩琦，谓能知无不为，刚直不挠，可任以难事。”[6]（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2页）吴充与王安石联姻，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做法，“而心不善其所为，数为帝言政事不便。帝察其中立无与，欲相之，安石去，遂代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充欲有所变革，乞召还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乃荐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人。”无意中卷入新旧两党之争，必然要“数遭同列困毁”，罢为观文殿大学士、西太一宫使。[7]（《宋史》卷312，第10240页）吴执中“尝论花石纲，诏即罢之”。其与吕惠卿为友婿，当吕氏遭时得君、所荐无不拔用时，却不附以进取，留下好名声。[8]（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71，第3412页）

 2、发人警醒：吴处厚登第后为将作监丞，蔡确尝从其学赋。蔡氏为相，处厚通笺乞怜，确无汲引之意。元祐中，蔡氏贬知安州，作《车盖亭诗》，为处厚所得，及浅释奏上，诬其攻击太后，确遂遭贬逐。当处厚擢知卫州，则为士大夫所畏恶。（《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第1054页）处厚心胸偏狭不豁达。更有甚者，成为反面人物，如吴充之孙、吴安诗之子吴储，以荫入官，官至员外郎。大观元年星变，与安持之子吴侔通妖人张怀素密谋起事，为人告发，皆诛杀。（宋·王称《东都事略》卷63、《宋史》卷312）这与吴安诗的政治命运有关。吴安诗以荫入仕，元祐三年为礼部员外郎，擢右司谏，累除中书舍人，以草苏辙罢知汝州诏制，不中帝意，降为起居舍人。绍圣四年坐附会元祐党人，责守濮州团练副使、连州安置。崇宁元年入党籍。（清·陆心源《宋史翼》卷6、《元祐党人传》卷4）自此家道中落，为子孙者当振作之，而吴储不走正道而入歧途，噬脐莫及。朱熹曾说“今之公卿子孙，亦不可用者，只是不曾教得，故公卿之子孙莫不骄奢淫佚。”（《朱子语类》卷一百九，第2691页）

 3、累及门户：吴曦为将门之后，信王吴璘之孙，节度使吴挺之仲子。以祖任补右承奉郎。淳熙五年，换武德郎，除中郎将，后省言其太骤，改武翼郎。累迁高州刺史。绍熙四年，挺卒，起复濠州团练使。庆元元年冬，由建康军马都统制除知兴州兼利西路安抚使。四年，宪圣园陵成，以劳迁武宁军承宣使。六年，光宗攒陵成，迁太尉。可见优渥之甚。会权臣韩侂胄谋开边，曦潜畜异志，因附侂胄求还蜀，为兴州驻劄御前诸军都统制，兼知兴州、利州西路安抚使。曦至镇，谮副都统制王大节，罢之，更不除副帅，而兵权悉归于己。开禧二年（1202），朝廷议出师，诏曦为四川宣抚副使，仍知兴州，听便宜行事。曦总财赋之权，未几又兼陕西、河东招抚使，权重一方。曦与从弟晛及徐景望、赵富、米修之、董镇共为反谋，阴遣客姚淮源献关外阶、成、和、凤四州于金，求封为蜀王。佯败而失地于金兵。十二月，金遣吴端持诏书、金印至罝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三年正月，曦遣将利吉引金兵入凤州，以四郡付之，表铁山为界。曦乘黄屋左纛，僭王位于兴州，即治所为行宫，称是月为元年。兴州合江仓官杨巨源倡义讨逆，未有以发，遂与随军转运安丙共谋诛曦。会李好义与兄好古、李贵等皆有谋，交相结纳。二月甲戌夜，漏尽，巨源、好义首率勇敢七十人斧门以入。李贵即曦室斩其首，裂其尸。安丙分遣将士诛杀诸叛将，三月，函曦首并违制创造法物、所受金国加封蜀王诏及金印献于朝。诏曦妻子处死，亲昆弟除名勒停，吴璘子孙并徙出蜀。（《宋史·列传》第234）吴曦拥兵揽权，为臣异志，终使“八十年忠孝门户，一朝扫地！”

 然而，吴氏先人具有勤奋、正直、敢为的精神品质，尽管人生沉浮，不由自主，绝大多数人却能持守，洁身自爱，努力做到无愧祖宗，不欺自己，不误后人。

   2012年7月23—24日于隔音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