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 收 条

一张收条

      在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里，收藏有一张特别的收条,它纵长9.1厘米,横宽7.6厘米,条形毛边纸上分数个纵列写着“今收到师供给部手枪壹架吴先奎古历贰月廿八日”字样，收条上三处加盖了吴先奎个人印章，日期后面盖有“安麻经游击队大队部”长方形印章。这张收条是箭厂河老共产党员、复员革命军人吴维继于1974年捐献给箭厂河革命纪念馆的，1981年该馆上交新县文管会，1988年移交给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

一

      吴维继，1914年5月出生于湖北黄安紫云区四角曹门（今属河南新县箭厂河）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从小就给地主放牛、干杂活，受尽了欺负吃遍了苦，恨透了那个不合理的社会。1926年前后，革命思想传播到鄂豫边，在本村吴焕先、吴先恩的影响下，他逐步懂得了革命道理，先后参加了当地童子团、少先队、赤卫军、黄安模范营等革命队伍。

      1932年，吴维继参加了红军，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三、四次反“围剿”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攻”斗争。尔后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三过雪山草地，先后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供给处总务科科长、留守处处长、红四方面军总兵站部供给科科长等职。西路军失败后，他九死一生,于1937年10月辗转回到老家，后找到新四军第四支队留守处要求安排工作,留守处负责人告诉他:“现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大别山党组织正在恢复，你先回去与箭厂河合作社冯学明同志联系。”此时，箭厂河合作社实际上是党的地下交通站，冯学明是交通站负责人。吴维继与冯学明取得联系后，就在家乡开展地下工作。1938年秋，鄂东地委书记程坦在箭厂河娄子洼召开（黄）安、麻（城）、经（扶）一带县区以上干部会议，冯学明、吴维继都参加了会议。1939年秋，安麻经工委在郭家河月儿湾成立，书记郑平，负责安麻经三县边界，即现在箭厂河、泗店、田铺等区工作。不久，安麻经工委迁到箭厂河娄子洼。1940年4月，程坦再次来到这里，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将安麻经工委改为安麻经县委。这一时期，吴维继在县委的领导下，参与建立安麻经游击大队，为新四军第五师筹集物资和扩充兵员，配合新四军主力开展反顽斗争。

郭家河月儿湾新四军四支队留守处

      1943年3月，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叫嚣：“要在两年内，消灭共产党的一切力量。”随即，蒋介石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策划在六个月内消灭新四军第五师。在鄂东的桂系第7军程树芬、张相泽两部所谓“挺进军”，完全停止了对日作战，将敌对矛头全部指向共产党。他们调集了十余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进攻，疯狂破坏共产党地方组织。黄安、麻城为中路进攻区域，由国民党保安第3旅旅长王啸风指挥其所属的两个团及桂军一个团负责。1943年8月，桂军派一个营驻扎黄安县檀树岗，配合檀树岗、箭厂河一带的反动地方势力，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箭厂河一带被白色恐怖所笼罩。

      一天夜晚，吴维继的哥哥、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吴维和，在四角曹门遭地方民团包围，虽奋力突围，但寡不敌众，不幸中弹牺牲。吴维继因当天外出不在家逃过一劫。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箭厂河一带进行了拉锯式的“清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把共产党一网打尽，国民党反动派列出了长长的抓捕名单，吴维继赫然在册，随时都有被敌人捕杀的可能。地下党组织为保存革命力量，指示吴维继等一批暴露身份的党员转移到主力部队。吴维继怀着哥哥牺牲的悲痛心情，和地下党员吴先炎、张培均等人，于1944年11月秘密前往鄂中，参加新四军第五师。出发前，为了应付沿途敌人的盘查，他们都分别取了化名，吴维继叫吴光明，吴先炎叫吴昆（后为刘邓大军团长，解放战争中牺牲），张培均叫张波（解放后曾任信阳军分区政委，并一直沿用此名）。

二

      红军时期，吴维继一直在吴先恩带领下做部队后勤工作，有丰富的后勤工作经验。参加新四军第五师后，根据他的特长，组织安排他在独立旅供给部军需科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妄图发动内战，对处于反内战前哨的中原军区（原新四军第五师部队归属中原军区）实行经济封锁，阴谋把我数万将士困死饿死。部队物资十分困难，干部战士经常吃不上饭，吴维继和同志们一道，不畏艰险，拼命工作，想尽一切办法，保障部队供给，而自己往往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

      蒋介石消灭中原军区部队之心日趋迫切。1946年，程潜、刘峙、胡宗南调集11个军26个师共30余万人，将驻扎在湖北省宣化店一带的中原军区部队重重包围，妄图一举歼灭。为了粉碎国民党的阴谋，经党中央批准，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即历史上著名的中原突围。

      为了轻装突围和减少人员牺牲，部队决定让一批老、弱、病、伤人员复员回乡，其中包括紫云区箭厂河、檀树岗一带20多人。吴维继因在长征途中负过伤，且体弱多病，也在此次复员之列。当时国共关系已趋破裂，他们到处设置哨卡，搜捕甚至杀害中原军区的复员人员。此前,国民党军第18师第353团第3营驻黄陂长轩岭的第7连，将鄂东军区复员返乡的郑玉怀、余长生等8人捕去，郑、余2人惨遭杀害，其余6人被扣，生死不明。还有,第一纵队教导团17名复员返乡人员行至光山孙铁铺时，被国民党驻军诬为“间谍”，捆绑吊打。

      新四军第五师领导担心吴维继这批复员的干部、战士回乡,也会遭到当地国民党势力的迫害，便采取了很多相应措施，以保证复员回乡人员的生命安全。当时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人称“位老”的郑位三，在吴维继返乡前交给他一项任务：负责带领箭厂河、檀树岗一带复员人员返乡。同时，位老还写了一封信交给吴维继，让他回乡后当面交给石子谦。石子谦是河南省经扶县（今河南新县。1932年底，国民政府将箭厂河一带划归河南经扶县）参议员、箭厂河大地主、国民党地方民团的头子，与位老有表亲关系。这封信的大致内容是：新四军第五师有一批大龄伤病人员不便留在部队，为了精兵简政，已复员回乡，望你在地方给予关照，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若他们中任何一人被国民党迫害，我都会把账记在你的头上，到时一定会找你这个老表算账！位老还特意让师供给部拨给了吴维继一把手枪，作一行人途中防身用。

      吴维继担心回去后当地国民党反动派不会放过他，曾提出不想复员回乡的请求。郑位三十分理解吴维继：“我们知道你回乡后会有危险，但目前我们处在国民党部队的重重包围之中，要突围出去就要急行军要打仗，你负过伤身体又不好，跟着部队会更危险，组织是经过反复考虑，才确定让你复员的。你不仅仅是复员回乡，而且要完成组织交给你的带队任务。你回去后尽快同地方党组织联系，他们也会保护你们的安全。另外石子谦看了我写给他的信后，估计不敢对你们下手。”位老还特别交代：“任务完成后，这支手枪在你身上会给你带来麻烦，请你将它转赠给安麻经游击大队，并告诉坚持地方斗争的同志，不要被敌人吓倒，主力部队很快就会回来，我们一定会胜利。”

      位老的一席话，使吴维继倍感亲切，同时也感到任务光荣、责任重大。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想到这些，吴维继便欣然接受任务。就这样吴维继带领大家踏上了返乡之路，他们尽量避开村庄、大路，走山间小道，吃的是准备的干粮，喝的是山涧水，昼伏夜行，从宣化店到卡房，翻老叶湾，路过郭家河、陈店，越过木城寨，克服了重重困难，历经各种艰险，艰辛跋涉，终于安全回到了家乡。

      把大家安顿好之后，吴维继顾不得回家，就怀揣手枪到了石子谦家。石子谦见到吴维继，十分吃惊，大声咆哮：“吴维继你的胆子还真不小，两年前抓你让你跑了，今天你还敢送上门，你就不怕我把你抓起来？”吴维继想到当年哥哥吴维和就是被他杀害的，真想掏出手枪一枪将他击毙，但位老的嘱咐犹在耳边，于是他强压怒火说：“我是奉郑位三同志的命令，来给你送信的。你先看你老表写给你的信再抓不迟，我今天敢上门送信，就没把生死放在心上，但我告诉你，你老表在信上写的很清楚，还让我转告你，我们的部队长则一年，短则半年就会回来，你要给自己留条后路。”石子谦看完郑位三措辞严厉的亲笔信后，态度大为转变。郑位三是湖北黄安紫云檀树岗人，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共黄安县县委书记、鄂豫皖省委委员、鄂东北道委书记、红25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在鄂豫皖边区享有崇高的威望，现在又是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主要领导人，是他石子谦惹不起的人物。想到这儿，他连忙堆出一丝笑意对吴维继说：“老表的信我看了，我尽力而为，只要你们回来不乱搞，我不会找你们的事。”位老的这封亲笔信，对石子谦和国民党地方民团极具威慑，对保护这批复员回乡人员的安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虽然当时国民党对大别山的“清剿”非常残酷，但这批复员干部战士，直到全国解放都没有受到迫害，这是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特别是位老关心和保护的结果。

      吴维继完成送信任务后，又根据位老的交待，将随身带回的手枪转赠给安麻经游击大队，并向当时安麻经县委、游击大队负责人吴先奎和箭厂河区委书记王少华传达了位老的指示。之后，吴维继特地要求吴先奎开具手枪收条。这也是他的职业习惯，因他在红军和新四军期间都是做军需后勤工作的，养成了对物资、枪支的出入要完备手续的习惯，做到账目来往清楚，出入有据可查。于是，吴先奎用黄草纸写了一张收条，并郑重盖上“安麻经游击大队部”印章和他的私章。

安麻经县委所在地——箭厂河娄子洼

      回到家里，吴维继立即将此手枪收条交给妻子汪玉兰保存，他告诉妻子：这张条子是他根据位老的安排把手枪转赠给安麻经游击大队的证明，千万要保管好不能丢失。细心的妻子就将收条小心地缝在线提（装鞋底、鞋帮纸模和针线等女红用具)的里层，不知情的人根本发现不了。

      在吴维继和安麻经游击大队的同志们看来，转赠的手枪和位老的指示，体现了中原局领导对他们坚持大别山地方斗争的肯定和鼓励，使他们对敌斗争和取得胜利的信心更加坚定。在后来的斗争中，他们在罗礼经光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坚持大别山红旗不倒，熬过“五更寒”，迎来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牺牲和贡献。

三

      1947年秋，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吴维继任箭厂河区竹林乡乡长，在中共新县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参与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解放大军南下渡江作战期间，他积极组织当地群众捐献大米、草料、干柴，赶做军鞋、衣服，筹集油、盐、蔬菜等物资，修路架桥、运输军需等，为支援前线、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吴维继先后任箭厂河区区长、箭厂河人民公社管委会副主任、国营新县林场副厂长等职。在此期间，很多关心吴维继的亲友对他说：“按你的资历和对革命的贡献，你的职务安排得偏低。”吴维继却说：“同那些牺牲的战友、亲人相比，我能活到今天已经够幸运的了，应该知足。”他在长征路上负过伤，导致身体长期有病，在革命军人评残中被评为三级残废，政府要发给残废金，但他认为自己拿着国家工资，坚决不再领取残废金。

      吴维继一直热心家乡建设。由于战争的严重创伤，新县在相当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物资匮乏，资金短缺，基础设施不完善，严重影响新县的快速发展。县委、县政府曾多方寻求新县籍老首长、老将军帮助扶持。当时，吴先恩将军任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他不仅是吴维继革命引路人、村邻，而且二人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长征途中结下了生死情谊。因此县委、县政府领导曾多次让吴维继到北京找吴先恩帮助家乡解决一些困难。吴先恩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总是千方百计为家乡排忧解难。如县城通往各区、乡的电话线和有关设备，箭厂河公社的第一辆嘎斯牌卡车等，都是通过吴维继找吴先恩帮助解决的。又如当时新县县城发电厂的发电机功率较小，不能满足县城机关、居民用电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县领导又派吴维继代表县里到北京找吴先恩，希望能帮助解决一台大功率发电机。吴先恩听了来意，随后想方设法地调剂到一台旧火车头，无偿支援给新县作为大功率发电设备。火车头运到信阳后，因当时交通落后，无法运到新县，只好将火车头在信阳卖掉，再用卖火车头的钱买了一台大功率柴油发电机，解决了县城的用电问题。此后，吴维继还应县领导的要求，多次请吴先恩、吴文桥（时任南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刘鹏旭（时任洛阳军分区参谋长）等首长帮助县里购买汽车、手扶拖拉机、电力器材等，为新县的建设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

      1974年，吴维继深知那张收条不仅是自己将手枪交给地方党组织的证据，更是当年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特别是位老在革命战争年代，对复员人员、地方同志的关心、爱护和鼓励的见证，应该让更多的后人了解这一历史。因此，便于当年将此收条捐献给了当时的箭厂河革命纪念馆。完成这一心愿后，他便在家安度晚年。这位革命队伍中的老兵，由于常年带病坚持工作，积劳成疾，加之在“文革”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1977年病逝，时年63岁。

（作者吴建华，系红军吴维继的长子，现任河南省信阳市新县吴姓文化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