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松：运用井冈山“朱毛”红军经验指导抗联斗争

杨松，原名吴绍镒（1907.11---1942.11），湖北省大悟县四姑人，他从大别山老区一路走来、走向武汉、走向莫斯科、走向东北白山黑水、走向革命圣地延安。他从寻求革命真理的一位青少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革命活动家；在一生的抗争奋斗中，他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鞠躬尽瘁，为党和人民作出了杰出贡献，毛泽东曾为亲笔挽词：“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得他，学习他”；杨松是家乡大悟县人民的骄傲，是全中国人民的骄傲。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杨松先辈参与指导东北抗日斗争90周年，在这个庆贺暨难忘的时日里，让我们一起缅怀革命先辈为新中国诞生和为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为党为国的无私奉献精神。

九十多年前，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来，根据抗日斗争形势的不断发展，与江西根据地较偏远的东北地区，也运用了井冈山的革命斗争经验。

一、以“朱毛”红军的经验指导东北抗战

抗战初中期的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革命武装一样，也面临着在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占多数的情况下，建设无产阶级军队的任务，而在东北地区，又具有革命基础薄弱、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统战部队成分过多、战斗格外频繁残酷等特殊不利因素。因此，在运用‘朱毛（指朱德，毛泽东）’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方面，杨松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在注重学习井冈山‘朱毛’红军军事斗争经验的同时，东北抗日联军尤其注重学习‘朱毛’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以鼓舞干部战士的斗志，保持抗日联军部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性质。

杨松（指导东北抗战时化名吴平），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满洲省委特派员、中共吉东特委（后改为吉东省委）书记。他曾经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过，因而对朱毛红军的斗争经验比较了解，杨松一直强调要以井冈山道路作为东北抗联开展对日斗争的指导原则。他在吉东地区工作期间，正是中国共产党经过遵义会议和长征，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低潮向全民抗战新革命高潮的过渡时期。此期间，杨松十分注重以井冈山经验指导抗联斗争，宣传毛泽东的事迹和思想。时任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周保中赞誉杨松是“毛泽东思想的代表者”[1]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党领导东北人民开展了英勇的抗日游击战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东北抗日联军。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通过地下秘密交通线的不懈努力，一些记载着‘朱毛’红军历史和经验的小册子也相继传入东北，为东北抗日联军学习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游击战争经验提供了依据。

  在部队建设和政治工作中，杨松一直强调运用井冈山经验。1934年10月10日，在为中共吉东局起草的致饶河中心县委的信中，杨松指出：“只有队员和政治指导员作政治工作，这是完全不够的。要利用南方‘朱毛’的经验，在每个分队内应有五个徒手的宣传兵，三人作口头宣传，两人为粉笔队写标语口号和散发传单，此外在队伍中提出‘每个反日的游击队员都要成为反日群众的宣传员和组织员’，随时随地在群众中都要尽宣传工作的责任”。[2]

杨松这一思想的提出和贯彻，对在抗日联军政治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使政治工作更加广泛、通俗和贴近实际，对提高基层战士和群众的政治觉悟，对缓解部队中政工干部匮乏的状况，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杨松强调：“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巩固人民革命军的战斗力，扩大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人民革命军战斗力的巩固和加强，不仅要依靠军事技术条件来决定，最主要的是要靠他的民族革命的决心和阶级的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和配合广大工农民众斗争，与瓦解敌人的军队，获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在人民革命军中，无论政治的、军事的、党的和团的组织，都应当向着这唯一目的来进行工作”。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实施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教育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教育，使人民革命军的战斗员和指挥员了解其民族的阶级的政治责任，与敌人战争的意义，以及对于地方民众之民族的和阶级的友爱与仇恨，使每个战斗员成为最有纪律的自觉的阶级战士。 杨松还特别强调：“要贯彻毛泽东确立的“支部建在连队以上原则：支部是党在人民革命军中的基本单位组织，每个连队中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均得成立支部。在独立连中成立支部，在团中成立总支”。[3]

　　在朱毛红军政治工作经验指导下，东北抗日联军（当时为东北人民革命军）部队努力加强部队内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严明军纪，并通过宽待俘虏和攻心宣传开展伪军工作。通过较为完备的组织体系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扩大党在士兵群众中的影响，在基本队伍和部分友军中也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和党组织体系，从思想觉悟和纪律约束两方面双管齐下，保证官兵平等、军民团结，并为抗联其他各部队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

井冈山朱德、毛泽东队伍会师（油画）

二、“井冈山何曾是城市呢？”

 1935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全盛时期，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的格局基本形成，建立东北抗日民主政权的任务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在当时东北地区的形势下，所有大城市都为日伪当局所控制，抗联部队只能在农村抗日游击根据地活动，在没有大城市的情况下能否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一时成为东北抗日斗争面临的现实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杨松装扮成国际红十字协会医生，在交通员的引导下，到各山林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得出了科学的结论。

    在根据地和政权建设问题上，杨松明确指出：“必须以井冈山经验为指导、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1935年4月8日，杨松为中共吉东特委、宁安县委起草《给第五军党委的信——关于队伍经济和队伍活动等问题》， 指出：“关于召集抗日救国的东三省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抗日救国的东三省人民政府问题。据云，有同志意见，以后在夺取城市后，才能建立。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在1928至30年时代，江西朱、毛（朱德、毛泽东）占领井冈山，徐向前占余家寨（原文如此，疑为金家寨之误——引者注）时，何曾是城市呢？当时也曾有一部分同志的意见，说在山沟内不能建立政权，只有夺取城市后才行。这一观点曾受到中央的严格批评。虽然，目前东三省的形势与南方苏维埃运动是不同的，但是这一建立政权问题之经验是能适用目前东三省的。目前号召抗日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抗日救国的人民政府，这将打破人民不相信自己力量的心理，而对于整个东三省游击运动，在国内国际上之意义，用不着说了”。[4]

在此前后，杨松还相继起草了《东北人民政府革命政府组织条例（草案）》、《东北人民革命政府纲领（草案）》、《满洲临时人民革命政府纲领（草案）》等文件，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指导，借鉴中华苏维埃政权建设经验，对政府宗旨、施政纲领、部门设置、群众选举、人民权利义务等作了规定。

在军事上采取机动的游击战术去对付敌人的“讨伐”。敌来围我时，在敌未围前突破敌人包围，到敌后方去游击。常常比较巧妙地运用朱毛游击战的十八（原文如此——引者注）字诀，就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东北抗日游击队善于设埋伏实行夜击、声东击西、神出鬼没等等游击战术去积极地迅速地打击敌人和消灭敌人。 [5]

在当时，尽管杨松还没有读到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他已经开始以井冈山和鄂豫皖红军斗争经验为指导，分析研究东北现状，从政权建设入手，强调开辟和巩固东北农村抗日根据地，强调依托农村抗日游击根据地，逐步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因而也就在指导东北斗争中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

 在杨松这封信后，1935年6月3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出由赵毅敏、滕代远主持起草的《给东北负责同志的信》（即六三指示信，因签署者为王明和康生，历史上一度称为王康指示信或王康信），在这封信里，更加强调了政权建设需要依赖于农村游击根据地，尤其要适应于武装斗争的要求：政府的所在地，主要的以游击队的活动为前提，不一定是死守一城，如果游击队为了战略的或经济的关系，或为活动的便利，尤其是实力的保存而离开原来的地方，则政府亦应随军而迁移，不要死守根据地而损失反日的武装实力。

遵照中共党的指示，南满磐石、西安（今辽源）、海龙、辉南、金川、濛江（今靖宇）、临江（今浑江）、柳河、通化、桓仁等县都建立了基层抗日民主政权，并筹备召开南满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人民革命政府，这一计划虽然受到阻碍，未能顺利实现，但仍有力地促进了群众抗日运动的发展，农民群众抵抗各种捐税勒索，拒出差役，反对保甲制；工人群众罢工、逃避抓劳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反对奴化教育；甚至伪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也不断反正参加抗日联军。

事实充分证明，当时在东北各游击根据地内建立的基层抗日民主政权，虽然没有能够长时间坚持，但它们不仅在其存在期间对抗日斗争发挥重要作用，而且给人民群众留下了长期深远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开辟抗日根据地和政权建设提供了借鉴。

三、总结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

 1938年4月和5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兼秘书长的杨松，他在繁忙工作中，还先后在党中央刊物《解放》上连续发表《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再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两篇文章。[6]

 文章愤怒控诉了日本法西斯对东北人民的暴行，热情讴歌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曾参考过去朱、毛在江西井冈山时期内和俄国国内战争时期内的游击战争之经验，同时却估计到东北抗日民族革命的游击战争与国内战争时的游击战争之区别，估计到日本这个敌人和东北创造与敌人作战的游击战术。在东北的游击队，特别长于在山地、森林内和雪地内的游击战争……这并不是说，在平地铁路公路和城市附近不能作游击活动，恰恰相反，只要人民中有工作基础，并善于机警地运用游击战术，甚至在最困难的冬天和最紧张的敌人讨伐情形之下，也可以在这样地带内活动的。[7]

 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像全国抗战一样，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的，目前抗战是走的最艰难的道路，走完这段艰难困苦的道路以后，才是顺利的胜利的大道，就是说，我国抗战是处在‘先败后胜，转弱为强’的这样一条道路上。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历史是艰难困苦的斗争历史，前一个时期内失败之教训，后一个时期内部分发展和部分胜利之好经验，这些都是用东北民族健儿的鲜血换来的。这些经验和教训，值得目前每个抗日民族战士来研究和学习。特别是在日寇占领东北已六年半，而东北志士能够持久抗战六年半。那种刻苦耐劳的苦干精神，那种独当一面的独立工作精神，在那样困难的物质条件之下，在那种严重失败以后，不动摇和不丧气，所有这些革命的精神，更是值得每个爱国男儿和巾帼丈夫去学习和效法的啊！[8]

 抗日根据地对于游击运动的发展有很大意义，这是用不着详细解释的。在敌人后方占领区域内，建立抗日根据地，必须有下列四个条件：第一，要有抗日的武装力量。第二，要有广大的群众抗日运动。第三,要有代表民众适合战时环境的抗日民众政府。第四，顶好，要有比较险要的地势，但是，在目前全国对日抗战清醒之下，在许多地势比较不好的地方，也可以建立抗日游击区域或抗日根据地。[9]

最后，杨松总结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10]

第一，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裂则败，联合则胜”，成为铁一般的定律。

第二，在游击队内必须正确解决武装和给养问题，必须有头等的政治工作、正确的干部政策，在敌军内有优良的政治工作。

第三，游击运动必须与抗日群众运动配合起来，必须经常做抗日群众工作。经常去组织和武装群众。

第四，必须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地方政府，服从中央政府之领导。游击军事计划应与各地正规军之作战配合起来。

第五，游击队本身，必要有机动的游击战术，并且必须有灵通的情报工作。

第六，为着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着巩固和扩大抗日游击队伍，在队内必须建立共产党的组织。

杨松的这“一论、再沦”两篇文章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文章的核心思想就是井冈山道路与东北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东北抗联在斗争实践中学习和贯彻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这两篇文章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总结抗联斗争经验教训的第一次尝试，同时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了解抗联斗争、借鉴抗联经验教训的主要资料来源。尤其是在远离党中央及长期与中央中断联系的东北，井冈山时期的游击斗争、群众工作等许多宝贵经验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为党中央了解东北情况和在指导全国抗战中进一步发挥东北经验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参考。

吴隆繁（杨松堂侄孙，抗联史研究学者）

2024.4.18

注释：

[1] 《中共东北地方党史资料 访问录选编 周保中同志专辑》，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1980年版。第4页。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140、146页。

[2][3[4]][5][6][7][8][9][10]《杨松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7、70、139、140、283、294、299、309、323、330页。

图文：吴隆繁

编发：吴德泉

审稿：吴小艾

审核：吴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