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在新时期恢复活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人对自己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和责任感的自觉追求。华人商业圈屡见不鲜的家族企业，显示出中国人更强烈的血缘观念。而德国家族企业绩效良好，或许可以引发新的思考。

浙江浦江郑氏义门的宗族大集体生活维持了三百六十多年

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都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个人主义的兴起导致宗族的地位下降，但无论美国还是其他欧洲国家，家族企业均屡见不鲜。中国人历来聚族而居，即便遭遇大变，族谱、家谱也能让天各一方的族人认祖归宗，从血缘上分辨亲疏。但是，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在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在社会史研究中，宗族和家族史是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支。此前，著名汉学家周锡瑞出版的《叶》曾经广受关注。而著名文化史学者刘梦溪出版过《陈寅恪家事》，对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家族做了仔细研究。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著名历史学者冯尔康就开创了社会史研究，后来和与常建华合著《中国宗族社会》，并主编了《中国宗族史》一书。在他新近增补出版的《古人日常生活与社会风俗》《清代社会日常生活》两书中，既有对皇族、士族的研究，也有对范氏义庄、浦江义门郑氏家族生活的研究。就家族的历史功能、家族企业的利弊和研究状况，以及宗族活动、宗族文化的当下意义等问题，《燕京书评》采访了他。

冯尔康，1934 年出生于江苏仪征，南开大学历史学系本科暨研究生毕业，南开大学荣誉教授，中国社会史学会创会会长，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副会长。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及清史、中国社会史、宗族史、徽学、清前期天主教史、史料学研究。主要著作有《雍正传》（1985）、《曹雪芹与〈红楼梦〉》（1986）、《清史史料学》（1992）、《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1997）、《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2000）、《顾真斋文丛》（2003）、《中国社会史概论》（2004）、《乾嘉之际下层社会面貌——以嘉ff圭 wef庆  ff朝刑科题本档案史料为例》（2004）、《18 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2005）、《中国社会史研究》（2010）、《清代人物三十题》（2012）、《尝新集——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在中国》（2017）、《冯尔康文集》（10 卷，2019）；散文集有《去古人的庭院散步》（2005）、《生活在清朝的人们》（2005）、《砥节砺行：寻找品格的磨刀石》（2013）；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1994）、《中国宗族史》（2009）、《清代宗族史料选辑》（2014）等。

▌宗族与家族共同体的古今变迁：从消灭到重建

燕京书评：你强调，当代的史学将传统史学的政治功能（资鉴功能）退缩到微弱的地步，而社会史的研究关注社会，有着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社会功能。无论是封建制还是郡县制，都属于家天下，都和宗族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不了解宗族，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历史。这也是你在《古人日常社会生活》《清代社会日常生活》中研究宗族的原因吗？

冯尔康：宗族研究对于整体的中国历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古代如此，当代也同样如此。宗族，在20世纪，是作为“封建四权”之一的“族权”象征体；在50年代初“土改运动”中，宗族载体的共有财产（主要是祠田）、祠堂（房屋）被没收，作为文化载体的族谱被收缴或焚毁，此后时或在一些运动中有着针对民间宗亲活动的反对封建主义复辟号召和行动，造成30年间宗亲活动基本上处于销声匿迹状态。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实行，处于潜存状态的宗族活动在许多省区和城市出现，集体祭祖，兴修家谱，有条件的家族修复祠堂，组建有形或无形的“族会”、宗亲会。主流意识视宗族活动为异端：破坏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制造械斗的不稳定因素，与社会主义争夺农村阵地。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人认为，人们的宗亲活动有积极因素，需要正视，对其不健康的成分加以引导教育。

首先，要理解和尊重新时期民间家族自发活动。90年代前期，钱杭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对当前的宗族活动写出不少论著，在《宗族重建的意义》文中提出“重估宗族现象”的问题，认为宗族在新时期的恢复活动，是“重建”，也即重新建构；对于传统的宗族来讲，“其结构和功能两方面已出现的特征来看，应该被视为中国汉人宗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阶段；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目前所见的一切还只是这个新阶段的一个开端。”今日宗族的重建，是“汉人对自己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和责任感的自觉追求，是中国数千年文明的精髓，应该得到全人类的尊重，尤其应该得到汉人子孙们的尊重。近几十年来，我们对这种自觉追求，不但没有给以足够的尊重，反而从蔑视发展到扼杀，其教训是值得认真记取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3年10月号第151、157页。）他观察宗族活动、宗族文化正负两方面的作用，特别是看到它的新质、它的历史性的变化的开端。基于这样的认识，进而认为对宗族不必抱着消灭的态度，故而同谢维扬一道说：“宗族是中国历史上长久发展过的一种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社会关系形态，它不会被人为地以简单的方法‘消灭’掉。过去40年中农村的历史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钱杭、谢维扬：《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308页。）“它不会被人为地以简单的方法‘消灭’掉。”说得何等铿锵有力！

我在90年代前期，曾去江西、江苏、湖南等省农村及北京、天津调查过宗亲活动，同上海、山东、四川、广西、河北等地族谱、族史编纂者保持通讯联系，并据所获得的资料，写出过若干篇文章。同样不把今日宗族与古代宗法性宗族视为同一事物，在谈到近代宗族时说：“与近代社会变化相适应，宗族也开始发生近代化的演变，特别是以族会代替祠堂族长管理体系，体现了近代民主精神。”谈到当下家族活动，认为她具有“新旧交陈的性质……新旧两方面的内容掺合在一起，使宗族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全新式的，处于由传统宗族向新式宗族的过渡状态。”（冯尔康、常建华等：《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年第295页、第324页；我写的部分。）又认为，当下的“宗亲组织本身也处于变化之中：古代宗法成分明显减弱，现代因素在增长。”（《当代宗族谱编修论略》，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谢安登东山图，谢家在当时是大家士族。（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燕京书评：我的老家在湖北云梦，出土过睡虎地秦简。上世纪90年代，我们村子里的人修了族谱、家谱。当时，修家谱的风气盛行于各个村庄。另一方面，现在的中国是陌生人社会，人口流动特别大。那么，你怎么看待这种民间的自发行为？

冯尔康：我认为，民间编修家谱既是文化传承又具有创新追求的内涵。我在1988年撰文《家谱的学术价值与现代社会价值》（沈阳《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3合期），指出当今许多国家学术界对谱牒学发生了浓厚兴趣，世界性家谱学术会议已召开过两次，而且规模很大，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业已举行三次。香港大学曾举办亚太地区地方文献（方志、族谱、金石）研讨会（我有幸出席）。“相比之下，大陆学者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如果它能得到有关方面的热情帮助、指导，想来会做出成绩，改变过往研究不力的状况，与各国同行共进，也是民族之光！识者有意赞助之乎？”“识者”，指导、赞助是奢望，不反对就好。

刘小京著文说：“许多新族谱和传统的宗族文献的文化取向已有差别，与社会历史潮流基本走向相适应。”（《宗族·宗教·拳派——传统民间社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中国农民》1994年第10期第11页。）梁洪生认为，今天农民的修谱，“是他们的一种活法，是他们的一种文化。既然存在，就有其合理性，就像城里人不必修谱。住在城里的人，历来喜欢‘教育’和‘指导’乡民们怎样生活，动机未必不好。但恐怕应更多的想想：没有离乡离土的几亿人，是否应该有些自己的文化氛围，以及他们现在为什么还需要营造这种氛围。”（《近观江西民间修谱活动》，《东方》1995年第2期第62页。）

《古人日常生活与社会风俗》，冯尔康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21年1月版。

燕京书评：王学泰老师生前曾经对我说，他看过许多地方的族谱、家谱，发现里面的内容大都是在朝廷法律的范围之内，再制定一些非常具体的规定，约束族人。这意味古代下层民众是先服从于国家这样的大共同体，然后才受到宗族这样的小共同体约束。在当代，这种情况基本上仍然如此。
冯尔康：宗族是破坏因素还是稳定因素，学界有着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钱杭在江西调查，获知许多地方干部认为有稳定作用，他因而说：“宗族对农村的社会生活，起了稳定地方秩序和人心的作用。”“所谓‘稳定秩序和人心’，也就是减少和降低了农民在心理‘失衡’下可能出现的浮躁、失落、迷惘以至报复情绪。这对于舒缓社会性的紧张、稳步地实现农村现代化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前揭《中国当代宗族的重建与重建环境》，第82页。）既然有益于社会的稳定，也是为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无形中起着积极作用。梁洪生从不能编修家谱的地方看到社会不安定，反证修谱倒是一种社会生气，他说：“在一些族姓和村庄，你确实会意识到某种程度的自治倾向——尤其当乡村基层干部挪用侵占严重，甚至被异姓或同姓的‘恶势力’把持之后。在这个意义上说，修谱轰轰烈烈的地方反显出一种生气，人际关系相对和谐；修不成家谱的地方，则常常伴随着基层社区生活的无序乃至破败，管理层与农民之间关系紧张，对立明显等等。多看一些事例，不由你不产生这种感觉。”（《谁在修谱》，《东方》1995年第3期第41页。）

钱杭、谢维扬反映他们所调查的江西泰和人的看法：“他们热衷于宗族活动，主要是因为在目前的社会格局中，宗族几乎是唯一一种可以真正与他们的实际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团体形式。”（钱杭、谢维扬：《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第27页。）杨平认为，宗族可以与政府合作，能否实现，要看双方是否处理得当，他说宗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着天然的联系，与中国国家政权之间具有较为广阔的合作空间，与现代化的主潮流并不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然而，宗族组织又是一柄双刃剑，以它为表现形式的族际冲突，以及由于政府处置不当而引发的普遍不满，很可能在宗族组织的复兴中成为某种破坏性力量。”（杨平：《湛江农村宗族宗法制度调查》，见《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1期第85页。）90年代全国各地编纂地方志，梁洪生认为修方志的成员，“介于管理层与农民之间，试图找到一种可以通融、避免（民间修家谱与官方）公开冲突的办法。”（《企望：私谱和官书的对接——近年方志界的一种构想及其可行性考察》，《海峡两岸族谱学术研讨会会议手册》第21页，扬州，1996年8月。）我认为，这种设想提出的本身，就是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前进，私修而官导官审，是否合理和可行，未有实践，难于推测，如果有更多的建议，逐步加以实行，自然会有可行的方法出现，就可避免在修谱问题上不同见解的冲突。

此外，宗族经济活动在现代化初期发挥积极作用。我在《当今宗族与现代化的关系》文中谈到“宗族对农村经济乃至全社会经济和社会秩序产生一定的影响，就中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因素。”积极方面在于“人们利用宗亲关系和宗族活动作为扩大谋生手段，起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日本《中国研究》1996年1月号第34页。）宗族在当前农村经济改革的特定环境下，有着辅助生产发展、繁荣经济的新功能，它适应了农村个体生产、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发展的需要。宗族活动对于农民个人以及部分城市居民讲，则为扩大谋生手段，成为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一种保障。家族成员间在生产、生活中的互助合作，家族性的家庭股份制企业的出现，至少在现代化初期起着发展经济、解决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稳定人心、稳定社会的积极意义，当然家族通财观念、行为对于社会生产的最终发展是会有妨碍的。

王羲之写照图。王家在当时是大家士族，“东床快婿”的故事奠基在这一基础之上。

▌家族企业的兴衰，社会环境有决定性影响

燕京书评：中国有句俗话：“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当下中国的商业界，家族企业屡见不鲜。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冯尔康：现代社会里，华人的家族企业值得关注。鉴于宗族产生于自然经济社会，植根于小农经济土壤，人们不乏认为它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后必然消亡，可是家族企业出现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华人社会，大陆的家族企业状况如何，有无发展前途，目前似乎难见端倪。我在《中国宗族社会》简单介绍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家族企业，举出几个个案状况，因掌握资料太少，没有写出评论。台湾、香港的家族企业，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家族企业均颇有研究者，这里略事介绍。郭于华在《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亲缘关系》文中问道：“传统社会关系的瓦解是否为现代化过程的必然趋势？如果宗族、亲属纽带与现代生产与交换关系注定是相互排斥的，那么如何解释香港、台湾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企业家族主义和家族企业的快速发展与高度竞争能力？”“传统的先赋关系是否依然无可救药地衰落？”（《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企业关系》，《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第52页。）显然，她是以反问否定宗亲组织、家族企业不能存在于现代社会的见解。不过，还是让我们先见识世界、亚洲、东亚首富排行榜中那些富有的华人家族企业名单：
1995年3月31日为基准日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十大华人商人中，有泰国华人谢国民家族、陈有汉家族是以家族财团面貌出现的。（《全球十大华人富豪》，《南方周末》1995年7月7日。）1999年，在亚洲亿万富翁排行榜的前十名中，台湾蔡万霖家族总资产77亿美元，居于第三位；王永庆家族财富49亿美元，位居第十；此外，新光企业的吴东进家族名列第13位，辜振甫家族在第53位。（《蔡万霖王永庆跻身亚洲十富》，新西兰《中文一族》1999年1月29日第9版。）香港首富李嘉诚由做店员起家，业已逐步将企业交给两个儿子管理，并企盼财富能在家族传承下去，故云：“有一句老话说‘富不过三代’。我希望我和我的后代能够打破这个迷信。”（罗汉：《真人也露脸——超人李嘉诚：我想“富过三代”》，新西兰《华页》1999年11月11日第8版。）……经营食品业的香港李锦记企业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经历四代人，第三代的传人是李文达。（李敏仪：《酱门之后半途出家寻宝记》，香港《东周刊》第354期第56页，1999年8月5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有一个宗族企业集团，大姐管理银行，有一个现代化制衣工厂，这个厂子“一尘不染，纪律分明，加上高科技缝纫机，成绩当然不差”（赵自珍：《印尼今昔》，北美《世界日报》1998年6月22日第11版。）余仁生企业，成立于1879年，总部设在新加坡；利丰集团，是冯氏家族企业，在香港上市。（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陈江和亚洲家族企业与创业研究中心主任彭倩：《百年家族企业股权再集中助传承》，香港《经济日报》2020-09-10，浙江大学企业家学院2020-09-16贴文；钟宝贤：《“余仁生”的海外拓荒史》一，见“管子说”2020-06-19贴文。）马来西亚郭鹤年与其侄儿孔丰，于1948年创办益海嘉里企业，已成为马来西亚首富。（雷彦鹏：《马来西亚首富的中国资本版图》，浙江大学企业家学院2020-08-26贴文。）
在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南洋华人社会的现代企业里，常常是家族和家族式的经营，企业用人不乏亲朋故旧，子承父业（子女学成后在家族企业任职，父兄退休，子女接班，执掌大权），企业财产的所有人是家族，而不是其中的那一个人。2001年九月在南京举行的第五届华商大会，陈有汉出席会议，接受电视记者采访，他是家族企业的第二代管理人，留学伦敦，现任盘谷银行董事长，他说该家族企业管理层正在向第三代转移，其子陈智深已出任总裁。（前揭《全球十大华人富豪》文。）李锦记企业的李文达，四个儿子皆为集团要角，长子主管食品业务，次子运筹市场之中，三子管理生产，老四主理财务，兼理“商机”。该企业为追逐健康食品潮流，1992年开始发展中草药健康食品，利用国内医科大学研究成果，在内地开设500间专门店，并将目光对准世界市场。李文达每年带领员工祭祖，“显示家族生意仍摆脱不了一定的传统”。（前揭《酱门之后半途出家寻宝记》文。）利丰集团原来以进出口贸易为主，到冯氏家族第三代冯国经、国纶兄弟从美国哈佛毕业回香港，引入西方管理方式进行公司改革，于1973年把利丰的香港联交所上市，从此走向多元化到80年代后期，业务已由单一的贸易扩大到制造业、仓储、航运、保险行业。（前揭浙江大学企业家学院2020-09-16贴文。）

李嘉诚建立了一个典型的华人家族企业。（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燕京书评：那么，从社会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家族企业有何利弊？

冯尔康：学者陈其南的研究，提出现代宗族企业有正负两方面作用的见解：其一，宗族的积极层面，即使人产生工作动力，他说：传统家族伦理对现代东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工作伦理和成就动机的层面，有积极的意义。因为中国人有为家庭活着、为宗族争光的观念，强调家庭成员系谱关系的延续性，故而产生上进心，这种特质就反映在私人企业的结构和所有权的转移过程上。他还就此与日本人的家族观念作了对比，更显示出中国人血缘观念的强烈。其二，成为阻碍现代化企业伦理发展的因素，他说台湾企业家因家族观念公司财产既是家族的，于是家族产业与公司企业不分，自然人与法人关系混淆不清。（《宗族与社会》，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第298-302页。）学者张维迎亦肯定家族企业有积极意义的特性，就李嘉诚财团说：家族继承，儿子上任，对于职工来说容易接受，自然形成权威。（李甬：《什么阻碍中国企业进步？――访张维迎博士和许小年博士》，《南方周末》1999年10月1日第24版。）

家族及其企业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商品经济影响宗族的变化，宗族也给商品经济打上它的烙印——家族企业的出现。商品经济的繁荣，使人们之间的业缘关系大发展，使它在人际关系中越来越处于重要地位，但血缘关系由于自身性质所决定，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消失，也就是说不会被业缘关系完全取代。就以家族企业而言，也在设法克服存在的难题。比如前述利丰集团、余仁生利用资本市场，做出对家族企业最有利的策略性发展决策，即采取上市、退市办法，“对自身未来发展作出策略性调整”，成为“是家族企业维系历久不衰、传承、变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策略组成部分”。具体措施我不能一言道尽，有兴趣读者请详细阅览前揭《百年家族企业股权再集中助传承》文。

上述《百年家族企业股权再集中助传承》文，引用日本家族企业研究者藤俊夫的数字，谓全球百年家族企业数目排行榜，首位是日本25300家，美国11700家，随后是德国、英国，中国未进前20名，是50年代公私合营政策影响结果，但海外华人多，百年家族企业仍是凤毛麟角。我在浙江大学企业家学院2020年12月4日的贴文《德国家族企业简介》，获知下述信息：企业创始人及其直接继承人至少拥有25%的公司股份，才是家族企业，根据德国家族企业基金会统计，现有330万个（按：这个数字比前述日本、美国多得多，因为含有大量的中小家族企业），其中前500名的企业每年销售总额1.1万亿欧元，前1000名的企业创造了744万个全球就业机会，与其他工业国家相比，德国年销售额超过5000万欧元的公司中有43%是家族企业。2009年，“慕尼黑工业大学澄清了关于‘家族企业’的过时看法。”2009-2018年，家族企业的营业额提升了122%，而非家族企业仅为50%；前者年均盈利率为23.2%，后者仅为15.2%；前者就业增幅平均为54%，后者只有21%。所以说，家族企业绩效高，它“一直保持成功的秘诀是：进取的新思维与悠久的传统思维水乳交融”。这类资料表明，早期工业发达国家的家族企业具有经济实力，百年（百年以上）不衰，具有生命力。这就为观察中国的家族企业前途提供了参照系。以为家族企业的家族性不合时宜，未见得准确。当然家族企业的兴衰，不完全取决于它自身，更重要的是看社会环境对它的命运决定性影响。

总起来说，社会各界对家族有三种见解的差异，关键点在于当今宗族、家族企业应不应当存在、怎样存在的根本问题，反映着观察者对宗族基本态度。这三种见解中，第一种是以政治目标为出发点，认定宗族是反动的封建文化而予以批判，其实是以思维定式看待宗族活动的某种事实，并未作出理性的深入的分析；第二种以历史命定消亡论为出发点，着眼点是宗族的那些不合时宜的问题；第三种见解，是从宗族本身，全面考察它对社会的正负两方面作用，是多角度观察，是尊重历史事实，抛弃不顾实际的思维定式，即使宗族的未来消亡，也是其自身衍化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人为的去消灭它，创造条件消灭它。

《清代社会日常生活》，冯尔康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21年1月版

▌婚姻形态与生育观念的演变

燕京书评：《古人日常生活与社会风俗》《清代社会日常生活》关注到了古人的生育，甚至包括溺婴等野蛮行为。总体来说，古人崇尚多子多福，重视传宗接代。中国近年出生率太低，已经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在这方面，社会史可以提供哪些借鉴？

冯尔康：“我国现在有了独生子女问题，历史上似乎没有，但对与此相关的溺婴、多子女、赘婿等问题，历史学也需要认真研究。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研究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早在七十年前，德国F.缪勒利尔著《婚姻进化史》，特别讲了婚姻与优生的问题，认为未来的进步的婚姻是建立在‘把优生观念认作未来性道德的最重要的部分’的认识之上，预见人类性道德的提高，不仅在于生育体魄健全的后代，且需给子女以优裕的后天生活条件，只管生育，不管抚养好坏，都是性道德的不高尚。（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44页。）这样的认识是何等深刻，何等高明啊！我们的社会史，如果能有类似的东西奉献给读者，必会有助于提高我们民族的道德水平。社会史的研究，就是要总结出历史上社会生活领域发展变化的具体规律，指明其演变方向，供现代人参考，提高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判断能力。”

这段文字是30多年前写的，殷切期望社会史的研究有助于国人生育观念的改变、生育道德水准的提高。在一胎政策取消后当下社会，年青人并不热衷生育第二胎，是深知优育、优养的道理，应有充裕的经济条件才能多生。又因一胎政策下的独生子女，有的早已是计划生育的一代人了，于是出现婚后的妻子是到夫家，还是丈夫入赘妻家，生育的子女是随父姓抑或随母姓的问题，敏感的记者已予瞩目，姚改改报道《江浙兴起两头婚》，告诉读者：近年来，在江浙一带悄然兴起一种新的婚姻形式——两头婚，这种婚姻既不属于男娶女嫁，也不属于女招男入赘。小夫妻成家后依旧与双方原生家庭保持一定“粘性”，通常各住各家。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小孩，第一个随父姓，由男方抚养为主；第二个随母姓，由女方抚养为主。在两头婚家庭里，没有外公外婆的概念，小孩对父母的父母都叫爷爷奶奶。（原载《中国妇女报》，人民日报官网2020年12月20日“今日头条”。）这种婚姻形态能够稳定和有前途吗？对社会的利弊何在？需要法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史家跟踪研究，并能提供可行的建议。

来源：明清史研究 公众号

编发：吴文蕾

审稿：吴小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