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命里没有童年这个词，因为，在我最需要天真无邪、无忧无虑、充满幻想的时候，恰恰是我陷入穷困挣扎、孤苦无依、痛苦饥饿、饱受世态炎凉的时光。可以说，我的童年苦难足以将我的生命完全抹去，而且不留一点痕迹，就像很多在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不可知的，或者当下正发生着的悲剧一样。谁又忆起过他们呢？相对来说，我还是比较幸运的，而这种幸运是诗歌带给我的。所以，这是我为什么在经历了大半生的磨难之后，在获得了所谓成功的事业之时，突然又折回来，放弃了眼前的商业利益，回到纯净的诗歌写作世界中，完成我个人灵魂的感恩。我活着，我感恩。

在这里，我有必要来谈谈我的童年。文学大家中写童年的有很多，比如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写的《我的童年》，还有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等，大家们对童年的写作可谓经典丰盈，使后人深受启发。童心未泯，也是一个诗人的最佳状态。

事实上，所有的苦难，都是人类的苦难，所有的疾苦，都是人类的苦难，这是我后来对待诗歌写作的一个价值观。我对歌写作上的区分，从来就没有明确过为某一种立场，而是尊我手写我心的直觉。这种直觉就是诗歌里头，为我展示的一种信仰和希望。而在这种希望里，更多的是诗歌所表现的对苦难的人生，所达到的一种心灵上的抚慰与美的愉悦，写诗是因为在审视个人苦难时，获得了一种生命的意志力。这对我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个意志力，我不可能越过我命运的苦难，而抵达我的现在。我所说的现在并非外在的那些东西，比如金钱、名誉、地位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是我对苦难本身的一种存在的敬畏。苦难可以阐释和解构，但不足以歌颂、娱乐或者赞美。

我的童年是极其曲折不幸的，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的整个童年时代。我父亲是一个极平凡的农民，他身材矮小，身体瘦弱，身上唯一的亮点就是仁慈和勤劳，为养育后代付出了全部努力，甚至是生命，但仍然难以完全改变我们的贫困。我母亲在生下我不久，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经常披头散发地坐在野外。我们兄弟几个的童年就没有享受到正常的母爱，母亲只是给了我们生命，我们是一无所依地来到这个世界的，父亲是我们一家唯一的：靠。我奶奶最初只是一只眼睛失明，后来，因为经常流泪和烟熏，另一只能看到微弱亮光的眼睛也看不见了。我有兄弟六个，我排行老大。父亲养不活这么多孩子，就把最小的弟弟给人施养了。即使是这样，家里还是非常艰难，我没读完初中便失学了后来，三弟因无钱治病而死亡，不久，二弟因患精神病而失踪，而四弟十二岁时溺水身亡了。兄弟们相继地死去，让我的童年更孤单凄苦，心中恐惧不已——人们说我家里有鬼，我在噩梦中度过了不知多少个黑夜。而在这样的处境里，我不得不歌于内心的幻想，以面对非现实生活的虚空。

农村刚搞土地承包责任制的那一年，父亲为了多种几亩田，让一家人可以吃饱一点，举家外迁到了离家乡几十里外的黄金湖农场种地。我的父亲带着最朴素的爱和承担，第一次离开我们的出生地，到异地谋生。一个人离开祖宗之地，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饥饿，我们一家一直生活在饥饿边缘，我们被一个民族的巨大苦难所忽略不计了。但这种迁移求生，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了自由想象的空间，这是我诗歌的源头和起点。从此，故乡一直在我的路上漂泊，它只活在我心里，我一直背着故乡喊故乡。但喊出的不是以前的那个故乡了。那年春节，父亲为了给家里增添一点过年的气氛，为了给家人带来一点过年的欢乐，冒着零下七八摄氏度的严寒，穿着薄薄的两件单衣，独自下湖捞鱼，结果被活活冻死在湖中。乡亲们把他从湖中打捞起来时，已经是第三天了。他的身体被冻得紧紧缩成了一团，双手抱着双腿，乡亲们掰都掰不开。那时我已外出谋生，当我得到这天塌地陷的噩耗赶回去时，父亲已躺在湖边一个过风漏雨的草棚里，而我神志不清的母亲睡在能踩出水来的潮湿的地面上，身上盖着破棉絮，手脚和脸上都糊满了漆黑的煤灰，她一点也不知道我父亲死了。我不满七岁的五弟，扑在父亲身上哭得非常凄惨，那是对我们没有童年的强烈控诉还是呼求？

父亲悲惨的命运，悲惨的死亡，是我生命中的最疼痛部分，至今只要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就会让我泪水长流，揪心的疼痛·父亲化成了泪水，成了苦难的化身，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诗是心语，诗歌从此为我的心灵说话，为我的内心倾诉。“父亲”因此也成为我诗歌中缺少地不可替的经常出现意象，“苦难”在我的诗歌中，成为“父亲”永远的代名词，父亲等于苦难。

一个人若没有童年，他后来的人生无论如何成功，都是不完整的。再苦的孩子也会寻找他的童年时光，那是他对世界的最初的感悟和幻想，他对成年世界的一种怀疑与追问，他对事物好奇地发现并享受简单纯朴的快乐，哪怕这快乐是如此的短暂易逝。我后来读过《安徒生的童话》，童话就是诗的世界，它拥有美丽的外壳，却包藏着人生最大的苦难，但这苦难又包含了一种博大的爱。安徒生是我最敬佩的一位诗人和作家，我的经历与他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安徒生一直想成为一个诗人，但最后决定他的是童话，是童话改变了他对世界的看法，对童年的心灵的关爱和启发，使一个诗人最终回到了本真。但童年的不幸，又使他不甘于没有美的生活，没有诗歌与艺术的人生，生活就如同下地狱。想起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我小时候就有这种借火取暖和做饭的经历，每天上学，回来早一点，就自己动手烧饭，有时，学校有事耽搁回来晚了，家里冷锅冷灶，怕耽误功课，来不及烧火做饭，就抓一把生干苕片揣在兜里，一边吃一边走去学校，吃着吃着，两行眼泪禁不住从两腮流了下来。走到学校，我怕老师和同学看见，就赶快把眼泪擦干，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进教室上课。

我早期的诗歌写作，就是一种自然的直觉，我写了很多的乡土田园诗，它是我生活在别处的一种向往。我写乡村的庄稼、河流、树木、农民、炊烟和牛羊等等，就像一个画家最初画的静物和风景。我写的是静物和人，我的诗歌与自然的对话是融合的，但也是静止的，没有多少流动的意象和生命力。因为，我内心有一种理想企奋，有一种自由的冲动，我得挣脱某种有效的束缚。我并没有想到要成为诗人，在我们村里比我有文化的人多得多。也有文学青年。当我拿着稿纸和笔骑在牛背上想写诗时，这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一个神经质的开始，但对于我来说，那是一种内心的诉求。否则，我会更为孤独无望。父母死后，我了无牵挂了，但我更成了一个叛逆者，这种与苦难身世的对立，给我一种痛快淋漓之感。我的青年时代，就是背负着沉重个人身世在这个世界上孤立而东奔西突的。这时候，我的诗歌多以表现现实命运中的自己与社会之间的巨大挑战。但这种情感让我一时难以把握一个绝对的方向感，我在家乡的土地上流浪和漫无目的地神游。我在村办企业的翻砂厂里做学徒工，那时只有十五六岁，正是文学青年时代，我默默地加入了这一行列。我当时读到的是难得的《诗刊》上的诗歌，诗歌一下子点燃了我内心的火种，我把这一时期称为我灵魂的革命。我的独立自我写作，正是从自身的灵魂革命开始的，我似乎要完全彻底地将我身世的苦难革去，这充满了刺激和冒险精神。

要革命，但不是革诗歌的命，我不是诗歌烈士，我要革我灵魂的命，我乡土的命，我农民的命，我苦难的命。我在当学徒工期间，常常一个人坐在翻砂厂的后院墙上，苦思冥想出来的每个诗句，好像都是通往自由罗马的大道。经过几年的挣扎，我开起了一个小型翻砂厂，手头有点余钱了，就去购买文学期刊，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期刊繁荣的时候，一本《诗刊》在手，常帝觉得高人一等似的。其实，这种切近诗歌的行为，在今天看来不外平也是种时尚先锋的标志。但好景不长，我的小厂因被人陷害而破产了，我负债外挖煤，后逃武汉，想重新杀开一条血路。我的诗歌写作与我的灵魂革命是同步进行的，那么，我到底革去了什么呢？这样的生存伤痛，也许并不构成天然的酷意，但是，这迫使我不得不对生存的本身做出思考。我的成年时期过早地到来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是我们传统教育的一个说法，它是正面的苦难教育，比如“多难兴邦”，小孩从小接受这种成年人的世界观，但是“少年老成”并不是一种成熟，相反它是一种伪苦难，当我们的苦难教育都是伪的时候，还有真正的悲剧诞生吗？比如，我的苦难能算是苦难吗？我只是为饥饿而奔走，我写诗也是因为精神的穷困，我的灵魂有痛苦和耻辱，而且，从我身世上，更多地折射到了我的家乡我的父老我的兄弟我的乡土的沉沦，他们的命运也是要革去的命运吗？这是我的诗歌《乡亲》诞生的根源。

九十年代，我在武汉完成了青年生命的重塑，这一过程虽然没有血雨腥风，但也有灵魂激荡和爱恨情仇的灵与肉的搏斗。这一时期，我陷入了个人利益的打拼与努力，写诗只作为一种内心的秘密活动。商业活动为我的灵魂的革命与重塑，撞开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正如乡村的旷野窄门，突然被我的灵魂打开，展现的是更复杂和丰富的世界，不再是单一的乡村田园牧歌。当这些乡村的诗意被不断地丧失时，我开始反思我的灵魂革命，到底是革除了乡村的诗意，还是创造了新的诗意？在获得了个人的世俗尊严和生存权利之后，我与自然对话的平和平静心境反而更少了，这时我的诗歌在后期写作进入一个更大的困惑期，我写得更少了，原因是找不到灵魂与诗意的对话。因此，我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放弃生意而投入乡土诗世界，寻找回我的童年。它是否依然存在？这一阶段，我的写作状态是最亢奋的，也是最痛苦的。

写诗，我是没有假想敌的，只有一个假想的东西，那就是命运，我无法逃脱。一个人穷困并非不幸，但一群人穷困，则是一种罪过。在那个年代，我的绝望就是生存的绝望，我的苦难就是生存的苦难，所不同的是，那不是人为的苦难，而是上天的赐予，我连自我辩护的能力和机会都没有。从这一点来讲，我说苦难是我的财富，我现在更忠实于对这一诗意的感恩。这种对个人宿命的思考，让我渐渐能够认识自我。我掌握了用自己的一套语言系统，来为我的乡村生活及其内心的黑暗铺平道路，这一部分思考后来被我写进了《苦难》一诗中，这首诗是我对苦难的一种哲学审美与人道批判。苦难是诗人必需的通道，但苦难不是我们最后的救赎。我写的《喊故乡》和《野葵花》两部诗集，让我再一次回到我的乡土世界，与我的父老乡亲做一次生命的亲密接触。

有一次，我独自回乡，面对这一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我流下了最后的泪水。我曾说过，我在这里想找一个感恩的人都没有啊！现在，我要说，我找到了，它就在我的心里，它就是我的童年，我的诗心。诗人的心，永远装着的是生命的童年。这是我后期写作最大的一次解放，我解放了我的童年，它在我的诗歌里奔跑和歌唱，并时常照看着我的诗歌不至于远离这一方向。

来源: 田禾《红叶的私语》

作者介绍：田禾，吴灯旺。20世纪60年代出生，一级作家。已出版《喊故乡》 《野葵花》《在回家的路上》《乡野》《红叶的私语》等中文诗集12部，以及英、俄、日、韩等外文诗集9部。有诗歌被选入6种大学语文教材和400 多种中外选本。曾获鲁迅文学奖、《诗刊》华文青年诗人奖、徐志摩诗歌奖、闻一多诗歌奖、刘章诗歌奖、2013年度十佳青年诗人、2018年度中国十佳当代诗人、《十月》年度诗歌奖、《扬子江》诗学奖、湖北文学奖、湖北省政府屈原文艺奖等30多种奖项。

      作者：田   禾（吴灯旺）

      编发：吴   杰

      审稿：吴小艾

      审核：吴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