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至春秋的吴国，是一段辉煌的历史，也是一幅壮观的历史画卷。

    泰伯奔吴，公元前1123年，梅里建国，吴国历经二十五世君王，存续约650年.至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攻占吴国，逼死夫差。越王几乎将吴国子民赶尽杀绝，更惨的是实施灭绝吴国的文化和历史。从此以后，吴国没有了文字历史记载，只有（其它诸侯国）旁证资料和传说。所以到当代，人们基本上只知道吴国开头和结尾的历史。其中，第六世至第十七世国王的历史和故事基本没有，至于这些国王所在的国都在什么地方根本不知。

    那么，吴国的“第二古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又要重新选择都城。2007年丹阳考古发现“葛城遗址”。葛城又是什么性质的古城。季札让王隐居、躬耕“九里”，第一次册封“延陵”在什么地方，延陵和九里与葛城又是什么关系？对此，笔者想做一些探索、研究和梳理。
    吴国断层500多年的古都历史文化，这是一个千年之谜，也是历史的欠缺，更是咱们吴氏后人的共同遗憾。2007年9月，在丹阳葛城考古现场传来了佳音，发现了2500年至3000年的吴国城址。通过勘探考古，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吴国古城和吴文化的信息资料。从此，揭开了吴国第二都城的神秘面纱。
    其次，2017年第五届《泰伯论坛》上，无锡吴文化资深研究员吴剑平，发表了《探索丹阳葛城遗址》的论文，论叙了吴国的新二都、三都、四都理论，尤其着重阐述了“葛城二都”的论点。为吴国都城的迁徒及演变历史，打开了一扇窗，展开了一幅路线图。
    再者，笔者也很有历史文化缘分，分别在去年和今年接受了两份非常有价值的吴文化研究佳作：一是2019年8月偶然的在网上搜索索到了，丹阳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杨训写的《古延陵地域考》，二是2020年4月通过人介绍与丹阳杨训会长（原丹阳市副市长）接通了电话，我向他请教丹阳吴文化，两人展开了热情洋溢的交流，其中，又向我诚挚的推荐了他的研究成果《季札墓考》。
    更有，今年五月，无锡吴文化研究会研究中心主任、陈振康教授提供了，关于2008年丹阳考古发现“葛城遗址”，的重要专家论证资料。是国家、江苏省12位考古及历史研究专家，在江苏丹阳论证会上的论证意见。基本确定葛城是西周至春秋，吴国约500年的政治文化中心。
    以上信息资料是向我，同时也向咱吴地及广大海内外吴氏，提供了鲜为人知的、真实的、难得的关于葛城延陵和九里季子的吴国历史依据。这样，我对葛城古都和延陵九里季子故里的研究，就更加增添了信心和底气。
    一、西周春秋吴国政治中心的转移
    中国的古人类已经在吴地活动了30多万年，最初主要在宁镇丘陵地区，旧石器晚期扩大到太湖流域；到新石器时代时期，太湖流域创造了发达的新石器文化，水平超过宁镇地区。大约在四千多年前，良渚文化突然消失。商初，宁镇地区水平又超越太湖流域。
    宁镇和太湖两个区域的文化分界线大致以茅山一线，在丹阳、常州、江阴的文化遗址中多发现两种文化的叠压和交错情况。进入夏商时期以后，商文化势力已经渐次南下，到达宁镇地区。商末，“太伯奔吴”，随着先周文化的南下，有些学者认为，周人在太湖流域的无锡梅里首先建立了统治中心“句吴”，其应为和当地荆蛮族人融合的部落。
    公元前1046年，周灭商后，势力进入宁镇地区，分封吴于宜地（唐兰先生称应在今江苏丹徒一带），2007年，江苏丹阳市葛村、珥村遗址的初步发掘，经专家论证，为西周至春秋时吴国早期城垣遗址。吴太伯玄孙君系五世周章“君吴”，周武王封周章为吴伯，吴国正式归属西周政治疆域范围。由于当时宁镇地区比太湖流域发达，为了便于统治并与中原沟通，太伯之后吴人受封进入宁镇地区，和当地文化融合。
    近年来考古发现，丹徒大港至谏壁一带发现了吴君周章、熊遂、余昧等吴国大型贵族墓葬，对探讨吴国的社会形态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佐证，宁镇地区成为吴国的政治中心。相反，太湖流域文化显得相对衰落。目前以土墩墓为代表的西周时期吴国文化，范围所及东到上海金山，西达皖南屯溪，南至苏浙交界的太湖沿线，北过长江。分布比较密集的是宁镇地区。其中，江苏丹阳市经遥感普查发现台形遗址44处，土墩墓434座。宁镇地区还发现了大量的西周青铜器，代表性的有1954年在江苏丹徒大港烟墩山宜侯墓出土的宜侯久 一 簋，（铭文中的虞侯久一 ，即宜侯久一 ，也即吴侯久一 。唐兰先生指出即吴国君主周章，墓为周章墓。

丹阳发现葛城遗址

    2007—2008年，丹阳考古发现“葛城遗址”。古城遗址占地面积86亩，三道环濠面积約200余亩，遗址核心面积有64亩，遗址高出地面3米，每道环濠围绕遗址周围而开挖，距遗址分别有8米、40米、60米距离，环濠深2—3米。古代的城有城有廓，即内城和外城，‘筑城以守君，造廓以卫民’，普通人不可能住在城里。葛城的形制很独特，水和城环环相套，从内城往外走，越过8米宽的壕沟，就是60米宽的外城，城外又是一道壕沟，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三层水环绕两层城。
    通过对遗址概貌及出土文物的探索考查，“葛城”遗址的时代，可以定为西周中期至春秋，下延续到战国早期。
    葛城考古发掘后，丹阳市政府在2008年10月12日，召开由12位专家参加的江苏省、国家高层论证会、新闻发布会，宣布对境内葛城遗址的考古成果，一致认为：葛城遗址为江苏省境内，时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保持较为完好、内涵极为丰富、西周至春秋晚期的吴国古城，其时代贯穿整个吴国历史，其面积、规格远远大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淹城遗址。
陈振康（无锡吴文化研究会﹒研究中心主任）关于葛城古都的考证资料

    一 、江苏丹阳葛城遗址考古勘探与发掘简报 （摘要）
    葛城遗址发现于２００５年，行政区划属于江苏 省丹阳市珥陵镇祥里村南葛城组．２００７年７月， 镇江博物馆对遗址及周边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和试掘，并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神河头遗址。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０８年３一１０月间，南京博物院与丹阳市文化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葛城遗址和神河头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揭示出葛城遗址是一座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吴国大型城址．神河头遗址为一附属于葛城城址的特大型环濠高台祭坛。
    根据既有的分期研究成果，对出土陶瓷器进行分析，按照依最晚的器物进行时代确定的原则，可以基本确定葛城遗址的延续时代为西周中期到春秋晚期，早期城墙（Ｑ３）的始筑时代为西周中期，中期城墙（Ｑ２）的始筑时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晚期城墙（Ｑ１）的始筑时代为春秋中晚期， 整个城址废弃于春秋晚期。 
    葛城遗址作为一处新发现的吴国古城址．是迄今为止 江苏境内发现的商周时期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好、内涵最为丰富的城址，其使用时代贯穿吴国历史的整个过程．对江苏商周时期的考古及吴文化的研究。特别对于吴国早期政治中心 的探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如果再考虑到葛城遗址北距大港、谏 壁的青铜器大型墓葬集中区仅３０公里．东南距武进淹城遗址也仅３０公里，那么，新发现的葛城城址 不排除其为吴国早中期都城的可能。

 
    二、《吴国都城初探》（作者：张敏，原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二级）。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摘录）
    葛城位于江苏丹阳市珥陵镇， 并与珥城、神河头等遗址构成遗址群。2007~2008 年，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对葛城遗址进行了调查、 勘探和考古发掘。
    葛城遗址为始筑于西周， 沿用至春秋晚期的吴国古城遗址，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吴国城址。
    葛城遗址是新发现的一处吴国的古城址，是迄今为止江苏境内发现的时代最早、 延用时间最长， 使用次数最多、保存最完好且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址， 对于吴国早期都城的研究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考古负责人之一的专家杨宝成认为：吴国早期没有大城，新发现的丹阳吴国葛城“城址”跨度长达500余年，
    江苏省文物局龚良院长：经考古论证可以明确，葛城具有政治、文化中心的性质。
    后经（省、国内十二位高层考古专家，丹阳论证会）专家论证，是吴国约五百年的政治文化中心。并经丹阳杨训、无锡陈振康、吴剑平等史学专家研究基本认定，是吴国继梅里古都后的“第二都城”。按吴国君王年代考表，对照推测，应该是自第六世”熊遂”——第二十三世“僚”，这十八位国王都主政在葛城。

    原因有三：
    一、先期文明，丹阳珥陵
    坐落在丹阳南门外的凤凰山遗址，就是六千年前远古文化的见证地。经过1989——2010年的三次考古发掘，发现叠压的共有八个文化层，最低的第八层，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文化。证明早在6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起源农耕文化。
    2005年，珥陵中仙村，施行万亩良田改造工程，在大规模土地平整时，推土机赫然推出了商周时期至汉朝以前的文物和遗址，也就是1800年至3500年前的历史及文物，出土有三个历史文化层。上面第一层，有一区西汉富人墓、东汉武将墓，分别出土了随葬品、瓷器、陶器宝剑等许多文物。中间第二层，是战国时期的古墓，出土有非常精美的玉璧。第三层，也是最底层，是商周时期的村落遗址，出土有石锛、石斧、鬲片、鬲足等文物。
    二、地理位置，背山面水。
    丹阳，地处宁镇丘陵和太湖平原交替地带，山川秀丽，河网密布，物产丰富。
    西面，背靠宁镇的茅山山脉。东南面，是广阔的苏锡常平原，有利于经济发展。
    不乏是一块风水宝地。
    三、军事选择，纵深安全。
    吴君周章时期，吴都从梅里迁至镇江丹徒“朱方”，后来周康王封周章吴地为周朝诸侯国，当时“宜城”为吴国都城，吴国辖区称为“宜地”。据传宜城在现今镇江丹徒县的谏壁、大港的长江边，因江水长久的冲刷而湮灭了。后来第六世吴王熊遂，迁都向南60里至内地的丹阳“葛城”，从军事角度讲，此处，对于江北的中原诸侯、西面的楚国、东南面的越国都是能攻能防之地。

    吴王寿梦元年(公元前585年)，寿梦亲自到洛邑(今河南洛阳)朝见刚刚登基的周简王 ，并在沿途访问不少国家。这是吴国建国以来第一次朝见周天子，也是第一次出使中原。吴、周本是一脉，寿梦在洛邑认祖归宗，周简王大喜，赐给他特殊礼遇。
    寿梦二年(公元前584年)春天，寿梦派兵攻打郯国(今山东郯城)，郯国与吴国讲和。 同年秋天，楚国的逃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恨楚将子反而投奔晋国，得到晋国国君晋景公的任用。巫臣请求出使吴国，晋景公同意。巫臣出使到吴国，寿梦很喜爱巫臣。于是巫臣就使吴国和晋国通好，带领楚国的三十辆战车到吴国做教练，留下十五辆给吴国。送给吴国射手和御者，教吴国人使用战车，教他们安排战阵，让他们背叛楚国。巫臣还把自己的儿子狐庸留在吴国，让他在吴国担任外交官。吴国开始进攻楚国、巢国(今安徽巢县)和徐国，楚将子重奉命奔驰。在马陵会见时，吴军进入州来(今安徽淮南凤台县)，子重从郑国奉命赶去救援。子重、子反在这种情况下，一年之中七次奉命奔驰以抵御吴军。蛮夷属于楚国，吴国全部加以占取，因此吴国开始强大，吴国才得以和中原诸国往来。

    寿梦五年(公元前581年)，吴国攻打楚国，打败楚国将领子反。寿梦十年(公元前576年)十一月，吴国与鲁、晋、齐、宋、卫、郑等国在钟离会盟 ，这是吴国第一次参加与中原诸侯之间的会盟。

    寿梦十六年(公元前570年)春天，楚国国君楚共王派遣将领子重率军攻打吴国。楚军攻克鸠兹(今安徽芜湖东南二十五里)，抵达衡山 (今安徽当涂东北六十里的横山)。楚军将领邓廖率领穿组甲的车兵三百人、穿被练的步兵三千人侵袭吴国。吴军拦阻攻击楚军，俘虏邓廖。子重于是返回楚国。三天后，吴军攻打楚国，占领驾地。 楚国人因此责备子重，子重心里很不痛快，于是心脏病发作而死。
    寿梦十八年(公元前568年)，寿梦派遣寿越前往晋国，解释没有参加鸡泽会见的缘故，同时请求听从命令和诸侯友好。晋国将为吴国会合诸侯，于是让鲁国、卫国先会见吴国，同时告诉吴国会见的日期。所以孟献子、孙文子在善道会见吴国人。 同年九月二十三日，寿梦遣使与鲁、晋、宋、陈、卫、郑、齐等国在戚地结盟。
    寿梦二十三年(公元前563年)春天，寿梦和鲁襄公、晋悼公、宋平公、卫献公、曹成公、齐国太子光等在柤地(今江苏邳县北)会盟。

    寿梦年老时，遇到和老祖宗古公亶父一样头疼的问题。寿梦有四个儿子:长子诸樊、次子余祭、三子夷昧、四子季札。季札是寿梦四子中最知书达礼、仁爱贤明，因而深得寿梦的宠爱，寿梦想要把王位传给季札，可是季札不肯接受。于是寿梦临终前 ，把儿子们都叫到身边，并嘱咐长子诸樊，王位一定要兄终弟及，以便最后传到季札的手中，诸樊感泣而应。吴王寿梦二十五年(鲁襄公十二年，公元前561年)九月，寿梦去世 ，诸樊继位。
    吴王寿梦在位期间，奠定了吴国的强盛基础，始称吴王。 而且遣使访问周天子以及中原诸侯国，与其建立友好关系，并任用晋国大夫申公巫臣训练吴国士兵，教授吴国士兵如何使用战车以及排兵布阵之法，使吴国军事实力得到很好的发展。

    阖闾，原称公子光，是吴王诸樊之子
    吴国在吴王寿梦在位时期开始强盛。 吴王寿梦死后，四个儿子，前三个儿子诸樊、馀祭、馀昧相继即位，四子季札德能最高却无心王位，屡辞王位而不授。馀昧病故，馀昧的儿子僚即位，是为吴王僚。 公子光心有不甘，常常认为自己的父亲兄弟四人，应当传位给叔父季子。季子既不接受国家，而自己的父亲最先继位。既然没有传位给季子，自己就应当继位。于是暗中招纳贤能之士，准备袭击吴王僚，夺回王位。
    吴王僚二年(前525年)，吴王僚派公子光率军攻打楚国，公子光战败而且丢失先王的船。公子光惧怕获罪，便偷袭楚军，夺回王船后才回军。
    吴王僚五年(前522年)，楚国逃亡之臣伍子胥前来投奔，公子光以宾客之礼接待他。
    吴王僚八年(前519年)，吴国派公子光攻打楚国，击败楚军，将楚国的前太子建的母亲从居巢迎接到吴国。借势北伐，击败陈国和蔡国的军队。
     当初伍子胥投奔吴国，劝说吴王僚:"楚国可攻破，希望再派公子光去。"公子光对吴王僚说:"伍子胥的父兄被楚平王杀害，劝大王讨伐楚国是为了报私仇罢了。攻打楚国未必能攻破。"伍子胥知道公子光有野心，想杀吴王僚而自立为王，又不能说穿此事，于是就将勇士专诸推荐给公子光。公子光大喜，便以伍子胥为宾客。伍子胥退隐乡下从事耕作，以等待专诸的行动。

    吴王僚十二年(前515年)，吴王僚趁楚平王驾崩，国内动荡之时，兴兵伐楚。 由于国内空虚，阖闾加大了策动政变的步伐，并在吴王僚班师回朝的庆功宴上派专诸将剑藏在鱼腹中，趁上菜之机刺杀了吴王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专诸刺王僚"的故事。由此阖闾夺得吴国王位，史称吴王阖闾。

    当时的吴国虽已强大起来，但仍有不少困难:譬如常受江河海水的侵害，军事防御设施尚不完备，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没有保障;国家粮仓还未建立，荒地也未充分开垦;西边的楚国已成为雄踞中南的泱泱大国，南边的越国也有很强的实力，对吴国构成威胁。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具有政治胆识的吴王阖闾大力搜罗人才，任贤使能，采纳良策，听取民声。他任用了楚国旧臣伍子胥，听取其振兴吴国的建议。吴王阖闾任用伍子胥为行人(外交官)，伯嚭为大夫，共同参议国事。 经伍子胥推荐，吴王阖闾亲自召见军事家孙武，与孙武讨论晋国六卿强弱[1] ，孙武献出了自己的军事著作兵法十三篇。当时正是吴国振兴霸业之机，吴王阖闾读了很感兴趣，拜孙为将军。
    吴王阖闾命伍子胥主持修筑阖闾大城， 吴王阖闾还设置守备，积聚粮食，充实兵库，为称霸诸侯作准备。经过几年的努力，吴国不断发展壮大，百姓丰衣足食，乐于为国家而献身。为了给楚国点颜色看，他一举灭亡了楚的附庸徐国，楚国对此也无可奈何，眼睁睁地看着他在徐国称王。
吴国经过吴王阖闾的一系列改革[1] ，具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吴王阖闾开始把重点转向军事上的发展。他训练吴国的士卒，以适应与中原诸侯国作战的需要。又重用军事家孙武，提高战术素养。加紧制作锋利的宝剑，以供战争之用。一切准备就绪，吴王阖闾首先把矛头指向了强大的楚国。
1976年，江苏丹阳市司徒乡一处出土的西周中晚期的26件青铜容器中，有国宝级文物凤纹尊。其它有安徽屯溪西周贵族墓出土的青铜器，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礼器，代表了吴国文化的成就。早期吴国政治中心转移到宁镇地区后，宁镇地区发达起来，文化上向北发展，向西开拓，奠定了吴国早期统一疆域范围，在吴国迁都苏州前，宁镇（丹徒、丹阳）地区一直是吴地政治、文化的中心。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在今苏州营建都城，俗称“阖闾城”、“吴大城”，春秋后期，随着太湖流域的发展以及便于与越国的战争，吴王阖闾迁都到此。吴国都城所在地也就改称“吴”，太湖流域再次成为吴国的政治中心，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心也随及向太湖流域移动，此后吴地以苏州为中心的格局一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二，季札让王.赐封延陵.躬耕九里  
    公元前576年的农历四月十三，丹阳葛城，有一位男孩呱呱落地，他就是，吴王寿梦（当时45岁）的第四个儿子季札。他从小聪明伶俐，酷爱读书，博览诗经。且知书达理，懂礼节，重孝悌，持友善。深得父亲的宠爱和兄弟的拥戴，也广受人们的尊崇。

    一让、季札是吴王寿梦的小儿子，他的三个哥哥分别是老大诸樊、老二馀祭、老三馀眛。季札排行老四，可是他的贤能却深受自己父亲寿梦和哥哥们的欣赏，所以寿梦一直希望在自己百年之后，季札能站出来挑起治理国家的重担。他的哥哥们对此也毫无怨言，季札却坚决不肯接受父兄的好意。国不可一日无君，不得已寿梦在去世前立长子诸樊为王，暂时代理国政。
    寿梦二十五年（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卒。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馀祭，次曰馀眛，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於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
    二让、诸樊在服丧期满后，再次提出将代理的国王位置让给季札。季札还是不肯接受，推辞道：“曹国的例子，当初曹宣公死后，公子负刍（曹成公）谋杀太子自立为国君，曹国臣民都希望立贤良的子臧(公子欣时)为君。子臧知道这个消息后，为成全公子负刍而逃离曹国。子臧被君子们称赞为能坚守节义。季札又诸樊作为吴王的长子继承王位，是合乎礼制的，没有人敢质疑。何况，做国王并不符合我的节义标准。我虽然不才，但是愿意追随子臧之义。
    吴国人仍然不死心，还是希望季札能继承王位，被逼无奈，季札只得抛家舍业，隐居到 “九里”开荒耕地去了。吴国人见季札态度如此坚定，也就放弃了逼迫他即位的打算。
    诸樊去世之后，遗下旨意让弟弟馀祭即位，他希望王位一直传弟直到传到季札。诸樊这样做也是为了完成父亲传位给季札的心愿，这样做也不会伤害到季札的节义。季札被封于（丹阳）延陵，所以他又被称为延陵季子。
    三让、馀祭之后又将王位传给了馀眛，馀眛临终前要将王位传给季札，就在此时，季札再次推辞并逃亡。国不可一日无君，王位最终传给了馀眛之子僚。

    公元前547年，吴王余祭封季札于延陵（中心在丹阳延陵镇）名号"延陵季子"。季札礼让、诚信、睿智,世称"至德第三人"。
    大哥诸樊过世后，二哥余祭接位。余祭元年（公元前547年），吴王余祭封季札于延陵邑（中心在今丹阳延陵镇）名号"延陵季子"。当时，季子29岁。从此，季子驻政丹阳延陵、躬耕九里，一待约33年（29—62岁）。
    综合历史资料显示，季子封邑延陵的时间是在吴王余祭元年，即公元前547年。据历史推算，延陵邑至吴王夫差被越灭国（前473年）而失邑，存世仅75年；后越国被楚国所亡，楚国又被秦国所灭，竖年即以延陵旧地置延陵县。而其封邑范围在扬州以南，吴国西边，大约包括今常州武进、镇江丹阳、江阴和无锡部分区域。

    余祭四年，派遣季子出使中原诸国，演绎了观乐、议政的经典故事。
    季札的智慧集中体现在他出使各国的表现上，他到了鲁国请乐师演奏周乐。每演奏一首乐曲，季札就把相关的典故、人物和其中蕴含的道理和人物的美德说了出来。周乐在其他人的耳中可能仅是乐曲，但在季札的耳朵里变成了乐书，如果没有渊博的学识，深厚的乐理知识是不可能做到的。正所谓厚积薄发，没有积累就没有洞见，任何成功都不是偶然的。
    季札离开鲁国够来到了齐国，他根据齐国的形式给晏平仲提出了一条建议：“赶紧放弃自己的封地和权力，可以免予灾祸”。当时齐景公无能，权臣栾施和高强形成了对峙局面，在这个时候权力和封地带来的不是好处，反而可能是来自两方的党同伐异。因此为了避免灾祸，季札建议晏平仲放弃权力和封地，保命要紧，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晏平仲按照季札的建议去做果然从栾高之难中幸免于难。
    季札离开齐国后到了郑国，见到了子产，两人相处十分融洽。季札分析郑国的形式说，当前郑国的执政者奢靡不修德政，统治的时间不会长久了，到时候大权必定会落到你的手里，你如果大权在握一定要修德政，以礼治国，不然郑国将败亡。子产深以为然，子产可是孔子的高徒，见识必不输于常人，他对季札的话深以为然，成为了一代贤君。
    季札到了卫国，发现卫国有很多仁人君子，于是说到君子多则国无患。什么是君子？有能力为国家分忧的人，这样的人多了，国家还有什么了担心的呢？
    季札到了晋国，发现孙文子在歌舞升平，乐声很远都能听到。他分析道孙文子大祸不远了，因为国君新丧，他就在歌舞升平，这就和燕子把窝构筑在帐篷上一样，处境十分危险，会成为众矢之的。孙文子听说后，终身不听琴瑟之音才得以避祸。
    季札到晋国后就发现晋国国君无能，国家的实际权力掌握在赵魏韩三家手里，他敏锐的判断不久晋国就会被三家瓜分，他劝自己的好友叔向说：“你性情刚直，要早点做好准备，不要因此而受到牵连”。能识时务，辨人情，有对策，不负贤者之名。

    季札重信义。公元前544年，吴王余祭派遣季子出使中原，途经徐国时，徐国的国君非常羡慕他佩带的宝剑，难于启齿相求，季札因自己还要遍访列国，当时未便相赠。

    待出使归来，再经徐国时，徐君已死，季札慨然解下佩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松树上。侍从不解。他说："我内心早已答应把宝剑送给徐君，难道能因徐君死了就可以违背我的心愿吗？"此事传为千古美谈。
    季札挂剑行为获得了徐国人的赞赏，遂作《徐人歌》唱道:"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然而最让人感怀的，还是他的挂剑酬友。明代诗人杨于臣有《咏睢宁》诗曰:"季札报徐君，冢树挂剑锋。至今泗水南，高台遗芳踪。"清代状元李蟠有诗为证:"斯事何关物有神，交情赖此尚留真。三朝仍自称公子，一剑安能负故人。国乱先机脱匕首，君仇遗恨失延津。匣中亦有吴钩在，酹酒西风看几巡。"足以佐证季札挂剑故事的文化影响久远，广为流传。

    鲁国的孔子很钟情于年长25岁的吴国公子季札的，儒家思想的起源具有十分鲜明的季札因子。
    季札是吴王寿梦的第四子。公元前576年出生，公元前485年去世，享年92岁。吴王寿梦公元前584年称王，是春秋历史上第二位称王的诸侯（第一位是楚武王公元前704年称王）。是年，出现了两件历史事件：一是楚国出兵攻打郑国，郧国公钟仪率郧邑兵出战，被郑国俘获，转献晋国。二是楚国叛臣申公巫臣自晋至吴，助吴训练车阵，开启了吴楚对决百余年。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去世，享年73岁。也就是说，季札年长孔子25岁，季札92岁高龄谢世时，孔子已经是67岁的老人，正在周游列国的归国途中（孔子公元前484年归鲁）。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季札和孔子基本上是同时代，春秋末年人。
    在现有的史籍中，孔子和季札有两次直接的接触。第一次是公元前544年，孔子8岁，季札33岁。季札聘鲁观周乐，孔子是小小的看客，《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和《史记•吴太伯世家》均有详细记载。第二次是公元前515年（鲁昭公二十七年）孔子37岁，季札62岁。季札在聘齐途中，长子不幸病逝，孔子带弟子现场观看了季札葬子的全过程，《礼记•檀弓下》中有详细记载。
    季札是位圣贤。《季札评传》（周群著）在四个方面进行了定位：“明敏博洽的资禀，逊让君位的高风，诚信待友的德行，以民为本的思想”。《史记•吴太伯世家》对季札的记载在整个吴国历史中占据的篇幅最多，16岁开始3次谦让王位；33岁聘问诸国（鲁、齐、郑、卫、晋），于鲁观周乐；62岁遇变礼国；92岁高龄救陈等等。这在《史记》世家中绝无仅有，足见季札在吴国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足见司马迁对季札的敬佩之情怀。《上博楚简•弟子问》中“子曰：‘前陵季子，其天民也’”。《论语•颜渊第十三》中“子曰：主忠信，徒义，崇德也”。
公元前485年季札去世时，孔子正在周游列国的返国途中。传说孔子手书：“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之十字碑文，现存于丹阳延陵季子庙，系唐代殷仲荣摹刻。历代史家推论，这是孔子留于世间唯一墨迹。
    孔子钟情于季札是有历史渊源和现实感应的。我们知道，孔子所敬佩的人是周公，所推崇的是周之礼乐。而吴国和周是同根同源同脉的。
    吴之始祖是太伯。商纣王时代，周部落聚集在陕西岐山周源一带，部落首领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太伯、仲雍、季历。公元前1147年（商王武乙元年）季历儿子姬昌出世时，天放霞光，扑得祥卦。古公亶父欣喜若狂地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娼乎？（《史记•周本纪第四》）”似有传位于季历而至姬昌的意思。太伯和仲雍就以“为父寻药”的名义第一次离开岐山到吴山。及至奔父葬，季历提出归位于太伯，太伯乃携仲雍赴荆蛮之地。后来季历被纣王所害，太伯奔丧，姬昌提出太伯继位，太伯、仲雍第三次来到江苏无锡梅里，建立句吴国。《论语•泰伯第八》有“子  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正是这“三让”，导致“周兴八百”。
    时间悄然而至公元前584年，“寿梦立而吴始益大”。随后，吴国历史又上演了一曲“三让王”的感人故事。寿梦有四个儿子，诸樊、馀祭、馀昧、季札。年仅16岁的“季札贤，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乃有吴王寿梦 “兄去弟及”的叮嘱。公元前527年，馀昧卒，按序该50岁的季札为王，但季札亦让，馀昧儿子公子僚被立为吴王。由是埋下了公元前515年公子光（诸樊长子）派遣壮士专諸杀王僚的祸根，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吴国公元前473年的灭亡。以至有“吴国的灭亡季札是有责任”的历史责难。
    孔子对吴国在两件事情上是不满意的。寿梦称王，这是僭越周礼的；公子光（吴王阖闾）杀王僚。因此，在《春秋》中，孔子对吴国是以“子”来称谓的。
    但是，孔子对同时代的年长者季札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8岁的孔子在曲阜看33岁的季札观乐论诗，当然有“天民”（《上博楚简•弟子问》）的震撼，理应有“孔子删诗”的萌动；37岁的孔子携弟子在嬴、博之间观看62岁的季札循礼葬子，发出“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 《礼记•檀弓下》）赞叹； 再观季札“挂剑酬心”、“循礼让国”、“历聘中华”等举动和行为，孔子认为是“忠信”、 “崇德”、“徒义”（《论语•颜渊第十三》）之圣品；再看季札“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娴熟得心应手，“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的十字碑文也就在情理之中。
    纵观季札92岁的人生历程，其经历了从吴王寿梦到吴王夫差的六代吴王，见证了 “寿梦立而吴始益大”，吴王阖闾占领楚国郢都的“春秋五霸”之举，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辱•••史籍虽然没有季札对孔子的只言片语，但不排除“南季”对“北孔”有溢美之词感。孔子是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中间传承人物，是集大成者，儒家思想是不乏季札因子的。
    吴恩培在《吴文化概论》第六章第一节中介绍说：儒家虽为孔子说创立，但主张“循周道，行仁政”，其思想渊源来自于制礼作乐的周公姬旦。作为姬周流裔的吴国统治者历来奉行周的正朔，深受周公思想的熏陶。特别是从寿梦开始，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寿梦四子季札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是学习周公礼乐思想的典范，多次访问中原诸国的政要名流，与齐国晏子，郑国子产，晋国叔向等多有交往。孔子曾向他学习丧葬礼仪，传说季札死后墓碑为孔子所书。
季札诚心待人，多次辞让君位，表现了一种谦让敦信的儒家风范。季札是儒家的先驱，吴地应是儒学的策源地之一。
    季札礼让、诚信、睿智,世称"至德第三人"。季札能与孔子并称“南季北孔”，绝非虚名。孔子既为圣人，季札自然也可谓之圣人。

    葛城，为什么叫“葛城”，因是在三国时期，东吴国大将功臣诸葛勤（诸葛亮弟），被孙权封城与此，所以历史以来就叫“葛城”。但当地人，2500多年来一直相传叫“黑城”，应该是阖闾的“阖”的谐音。根据杨训会长的研究，黑城应该叫“阖城”。据我分析，吴王阖闾是在葛城登上王位后，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从葛城迁都去无锡（常州）太湖阖闾城，当时（阖闾已是41岁，在葛城从政、从军已有20年生涯）葛城就已经叫阖城了。迁都后葛城还是一直保留。由于阖闾的祖先都埋葬在葛城，他每年祭祀祖先要来葛城、祭祀天地要来“神墩祭祀坛”，这就有理由说明三国后至今的葛城，就是2500年的“阖城”（从公元前514年阖闾的“阖城”迁都至三国孙权封诸葛勤的“葛城”，古时“阖城”就喊了700多年），所以，当地后人至今，还习惯于称“阖城”。葛城是吴国有型的遗址文物遗产，而“阖城”的名称，是2500多年人们传承下来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葛城古都时期，吴国前后历经十八世君王。季札的父亲（寿梦）和他兄弟四人，当然都出生在葛城。

    公元前576年的农历四月十三，有一位男孩呱呱落地，他就是，吴王寿梦的第四个儿子季札。他从小聪明伶俐，酷爱读书，博览诗经。且知书达理，懂礼节、重孝悌、持友善、崇仁德。深得父亲的宠爱和兄弟的拥戴，也广受人们的尊崇。

    寿梦年老，见季札贤能，想传位与他，可他不受，说理应先传长子，不能违背礼制。然后，父亲约定兄终及弟，但历史事实是季札演绎了“三让王位”，始终没有接受王位。

    他先是逃避王室，隐居九里。二哥余祭元年（公元前547年），正式赐封季子于丹阳“延陵”。从此，季札一直驻扎延陵，躬耕九里约47年。
  后来，吴王曾几次派遣季札出使中原。当然，季札的出使并非个人行为，也不是吴国为季札一个人“作秀”。前514年，吴伐楚，季札授命出使晋国以观察诸侯的动静。由此可见，季札的出使对吴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公元前529年，吴国打败西北的州来国(现安徽淮南风台区)，然后，吴王僚将“州来”地域封给了季子。当时，季子47岁。所以，就有“州来季子”之历史古典。        
    季札人生的62岁之前，也就是他在丹阳渡过了他的少年、青年、壮年时期，正是理想万千且风华正茂之时。
    那么，丹阳葛城、延陵、九里之间，相互是什么关系？经笔者探索研究，科学分析，它们之间应是政治关系、地理关系、亲情关系。它们又是紧密、相连的政治文化的有机整体。
    葛城，是寿梦称王、吴国中兴、定都五百年的地方，是吴国的重心所在，是让王—季札的出生地，是季子“谦让”思想的摇篮。理所当然可称吴国圣地。                     

    季子约62岁以后，因吴国都城从丹阳葛城迁往太湖（马山.雪堰）地区，出于对恩叔的亲情关爱和便于参政议政等因素，阖闾也賜封他到“常卅延陵”，和“吴下里躬耕地”。这时也就是他步入人生的老年（退休养老）时期。在七十岁前后，即阖闾时期，季札也时常参与政事和外交。待到八十岁后，即夫差时期，季札对于国政大事也懒得参于了。这时，国家领导人巳蠢蠢欲动，专注挺进中原，蓄势称霸。

    这不符合季子思想，他的理念是，国内社会稳定发展，国际诸侯之间和平共处。到夫差时期，他是不主张军事扩张，更反对穷兵黩武。          待到季札暮年，他逐渐产生了思念故乡、叶落归根、回归故里念头。其原因有四：

    一、对良臣伍子胥，坚持要重点防备南方越王勾践的复仇野心，暂缓中原称霸的荐言，当时的吴王夫差置若罔闻，反听信了奸臣伯痞的谗言，从而逼伍子胥投江之死。季札是根本看不下去。
    二、季札历来坚持和平发展理念，多次出使中原展开和平外交，为吴国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也为吴国争取了大量的发展时空。但与后来夫差的穷兵黩武、高调争霸的战略很不适应。                  
    三、思念故乡。季札出生在葛城（1--15岁生长学习在葛城），隐居、躬耕在九里（16—62岁），封邑在丹阳延陵(29—62岁)，多次出使中原的出发地在九里。这方水土养育和滋润了他。
    四、他的13代祖先，吴王第6世熊遂—第18世寿梦（他父亲）都出生、生活、主政在葛城，他的母亲兄弟也都出生、生活在葛城。
    以上因素，可以确认，丹阳，是季札的第一故乡，即：理所当然的“季子故里”。所以，季子最后非常思念故乡，且归葬九里应在情理之中。
延陵九里.季子圣地. 
    吴王寿梦，是季子的父亲，吴国在他主政期间，开拓进取，中原称王，国家已逐渐走向强盛。寿梦可称是吴国的强君和伟人。同时具有历史功绩的是，养育了（四子）吴国及中华的“南季”圣人—季札。因此，寿梦作为吴国的历史伟人和名人，也是值得吴地及吴氏后人永远祭拜和敬仰。
    季札，传承了寿梦的优秀基因。从小在葛城博学多才，修身养性。深得父亲信赖，想让王位与他，但他始终不授，只因他的孝悌、友善、崇德、谦让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所以，自然就在葛城与九里之间，演绎了“三让王位”和“徐墓挂剑”经典历史故事。
    季子逝世后归葬九里。越灭吴，季札后人中唯有四子子玉一系坚守家园，子孙世守不替。建祠于季札墓左侧，墓前存有唐“十字碑”。自汉至今，二千余年有司每岁致祭，香火鼎盛。古时，祠四周水泽万倾，沸井百余。今尚存沸井六口，三清三浊。
    丹阳延陵，是季札让王后的第一封邑，此城邑（现今的丹阳市延陵集镇）2500年后依旧善存。九里，是季札让王后的隐居、躬耕地，也是季札出使中原、观乐议政、徐墓挂剑的出发地，是季札和平外交思想、诚信友善精神的孕育地。季札也是中华历史共论的，儒教思想的“南季北孔”圣人。那延陵和九里就是名副其实的“季子圣地”。
    季子谦让诚信的至德精神，是吴地乃至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和核心价值,我们吴地、吴氏后人更要永远的弘扬和传承，不断努力为祖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  吴文新
                  泰伯祖地吴氏宗亲总会.常务理事
                  无锡市吴文化研究会.董事会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