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是中华文化圈中特有的一个档案种类

      谱牒是记载宗族人物世系及其事迹的檔案，一般称作家谱、族谱或宗谱。“谱牒”一词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广雅》说：“谱，牒也。”《玉篇》说：牒，“谱也”。也就是说，谱與牒是同义词。明代学者方孝孺说：“谱者，普也，普载祖宗远近、姓名、讳字、年号；谱者，布也，敷布远近，百世之纲纪，万代之宗派源流。”清代著名档案学家章学诚认为：“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总之，谱牒体现了档案学、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旨要，在曆史上曾起到“明血统、序昭穆”，记载家族历史的作用，是中华民族尊重祖先之美德的一种产物。

      谱牒主要由表、牒、图、传等组成，内容为族姓源流，世系辈字，郡望支派，移住始末，恩荣表述（制誥、族节、恩例、进士），祠堂家墓（族规、祠产、义庄），家传著述和家训等等。随着时代的进步，谱牒逐漸增加了本家族重要人物的事迹、一定历史时期与家族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事件，以及风俗习惯、名胜古迹、年节来历等等，谱牒的内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有关家族在其发展过程中方方面面的情况，堪稱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

      口述谱牒是文字产生前最为古老的一种谱牒，它通过人们的口传心授将宗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我国古籍文獻中记载的上古传说时代的家族世系，例如《史记》中记载黄帝各支系的《五帝本纪》等，就是口述谱牒。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口述谱牒更为普遍。

      从目前考古发现得知，人类发明文字后，我国最早出现的是甲骨谱牒，属于甲骨档案的一种，最早的甲骨谱牒记载了殷王世系，以及祭祀祖先的祭祀譜，它只记世系和人名，没有事迹。稍后还出现了青铜谱牒，先秦称铜为金，故将商周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谱牒称为 “金文谱牒”。青铜谱牒多为祭祖用，铸上列祖列宗名字、忌日，随器永存，按时祭祖，使子孙不忘。

      铁器的出现，使得石刻成為可能，石刻比青铜铭文更廉价、更方便，可以写更复杂、更大量的文字，因而“刻谱于石，以垂永久”。至汉代，碑谱已十分流行，碑谱上刻有家族的世系、成员名字、繁衍情况、官位、封地等等，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家谱了，并逐渐演变為墓碑。尽管后来广泛使用纸谱，但碑谱以其“以垂永久”的优势，延续至今。

      谱牒是中华文化圈中特有的一个档案种类，除中国外，受中国文化影响较大的一些国家，如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国亦存在谱牒和谱牒学。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档案原件——商代甲骨文档案，大量内容是商王世系的記載，因此可资证明，中国自从有文字以來，即出现了谱牒，谱牒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档案之一。尚未发现还有哪种档案比谱牒影响更加广泛，历史更加悠久。

      家谱是地方誌以外一个重大的史料宝库

      周振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家谱与方志历来经常被相提并论，如果从今人重视其史料价值来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从渊源来看，则两者差异很大。方志的源头很远，有人以为从《越绝书》那样的著作出现就可以算是开端了，但其实如果以六朝群出的地记为标志会更合适些。唐代北宋图经的出现则是方志的官书化，这以后修撰地方志就是官方的正式行为。南宋以后，以“志”为名的地方志正式登场，一直延续到今天。地方志与一统志的配合，使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地理现象资料得以保存，让我们今天的历史地理学术研究有很厚实稳妥的基础。

      家谱的情况则有些不同。唐以前只有皇帝才能立庙，只有皇族才有族谱玉牒。宋以后，高官名宦也立宗祠，修家谱，这虽然是僭越，但礼崩乐坏本是历史正常的发展进程，再往后，就是礼下庶人，连普通老百姓也都开始修谱了。于是明清以后就出现了数量巨大的家谱，于研究人口史、社会史以至文化史都有莫大的意义，的确是地方志以外一个重大的史料宝库。

      修谱反映了中国人慎终追远的一种文化心理

      励双杰（家谱研究者，著有《中国家谱藏谈》等）：对修谱的重视，反映了中国人慎终追远的一种文化心理。前人对家谱的理解是，“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古今士大夫必详其谱系者，所以辨昭穆、别亲疏，俾其后裔起尊祖敬宗之念，敦孝友雍睦之行”（王禧《常州董墅王氏宗谱序》）。

      中国家谱由来悠远，溯其端绪，几乎与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同时。数千年来，家谱在不同时代显现出不同的形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宋代是中国家谱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由于赵宋凭才学取士，不矜门胄，家谱的功能从以往别选举、定婚姻、明贵贱的社会政治功能转变为尊祖、敬宗、收族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编纂方式也由过去主要由官府修撰发展为私家修撰。著名学者欧阳修、苏洵分修《欧阳氏谱图》、《苏氏族谱》，总结前人修谱例则，另创谱法，或直书，或横缀，世称欧、苏体，最为后人推崇，从而奠定了后世修谱的基本体例格局。

      周振鹤：前面我说到庶人修家谱本来是一种僭越做法，但一旦成为社会上的正常的行为，就反过来成为统治者的利用工具了。为了社会的稳定，清朝统治者尤其支持纂修家谱，目的就是笃宗族，进而稳定社会。当时社会在县以上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来治理的，在县以下则由乡绅参与管理，家族的作用于是不可忽视。家族由族长等人的管理与族规的规范而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这是统治阶级的愿望，而在传统社会里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这个目的的。但在现在的社会里，家族的这种作用显然已成历史。现代的社会管理直到每一个个人，都有极为详细的资料可查。他的各种社会关系也是从档案里就唾手可得，无须假家谱才得明白。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不以现代社会修家谱族谱的行动为然的。但毕竟这种行动是一些人的兴趣爱好，只要与和谐社会不发生矛盾，也不必强作反对，听其自然可也。

      利用谱牒可以补正史之不足

      刘耿生：国家有史、地方有志、家族有谱、名人有传，这构成了我国珍贵的文化财富。完整的谱牒，记载了本家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不仅仅“记载本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还记载和家族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与本家族相关的地方风俗习惯、名胜古迹、年节来历等，无疑具有难能可贵的史料价值。

      励双杰：关于谱牒的史学价值，可以举一个例子。张伟先生在专著《尘封的珍书异刊》中有一篇“《北岭徐氏宗谱》中的世博会文献”，通过对《北岭徐氏宗谱》（光绪十年刊本，八册）中记载的徐荣村咸丰元年（1851）在伦敦世博会以自己的“荣记湖丝”参展并一举荣获金银大奖的史实，把中国与世博会的渊源一下子前推了十六年。他说：“《北岭徐氏宗谱》为后人保留了很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其中关于中国参加1851年伦敦首届世博会并获奖的第一手文献，更是弥足珍贵，这套家谱也因此成为极具历史意义的近代谱牒中的珍藏品。”家谱对正史之补正，于此可见一斑。

      研究利用家谱有一个重要前提，即只应以谱中所载的当代事为参考，而不可对其溯源过远的材料完全当真。

      周振鹤：利用家谱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只应以谱中所载的当代事为参考，而不可对其溯源过远的材料也当了真。因为那些材料往往是为了给家族脸上贴金而装饰上去的。

      任何时代甚至任何文化都有以高贵出身为荣，以祖先的光辉来抬高自身的欲望。只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标准罢了。譬如在文化大革命时就以出身穷苦相标榜，以书香门第为不齿。澳大利亚现代化以后，有些人就到图书馆或档案馆去，将自己不光荣的犯罪的祖先的纪录毁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家谱中扯来做自己祖先的名人多半靠不住。姓孔的未必都出自孔老夫子，姓柳的不见得都是柳下惠的后代。

      修谱的人往往多是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于历史只有一知半解的能力，其主要任务就是寻找同姓的古人中有谁是可以与本家族挂上钩的，只要能添光加彩，就可以拉上关系。甚至无须那些冬烘先生，即挑担刻谱的人也能为你造出光荣的祖先来。因为晚明就出现了一本《尚友录》的书，里头将古来同姓的名人归类在一起，你是姓赵的，起码有宋太祖赵匡胤摆在上面，再不济是他的某一后代的后代。姓孟有轲，姓诸葛有亮，中国历史悠久，名人指不胜屈，《尚友录》一翻，认一个就是。所以族谱虽有价值，但须利用得当，不能拿到篮子里就是菜。即使方志也是如此，许多现代人以明清的方志来证明秦汉的地理沿革，结果往往闹笑话，原因不是别的，就是明清时代那些写方志的人对秦汉地理的认识并不比现代人高明多少，因为他们的依据无非也是《史记》与前后《汉书》，与我们所见正同。如果他们见识错误，难道我们也跟着他们跑吗？

      许多学者推崇方志与家谱主要就是因为它们的史料意义，而不在于别的价值。因为古代文献存留远较现代为少，所以我们都应该珍惜，并加以好好利用。